如果說兩會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窗口，它起到的作用也不僅是表面的展示，更是政治運行的透明和公開。

　　六份報告提請人大審議，公諸報端，告訴公眾做了什么、要做什么;從國家總理到各部門領導現身發布會，回答記者全方位提問;億萬人民通過媒體、網絡參與互動，難點熱點牽動人心……正如網友在微博上的感慨，“今年兩會，政治變得離我們這么近”。而代表委員也感受到了這股潮流：“議案和建議紙”封面上設置了關于公開的選項，不少代表都在“全文公開”前劃下小鉤。

　　長短鏡頭的關注，微博微信的直播，讓兩會日益成為一個“沒有墻的會場”。正是這種開放氣質，讓代表委員、政府官員適應了億萬人民的目光，“走出辦公室”后更顯從容。新聞發布會上，即便記者提問越來越尖銳，發言人也總能從容應對;曾經被哂笑的各種“雷提案”“囧議案”越來越少，有質量、接地氣的發言常讓人耳目一新……主動適應也好，倒逼前行也好，只有能力和水平與時俱進，才能更好地擁抱這個開放時代。

　　變化不僅在會場內。從參與網絡討論到關注“三公”經費，公眾也成長為更加成熟的政治主體。放在10年前，恐怕沒有人會想到要在網上向代表委員甚至總理提個問;放在5年前，恐怕也少有人細細研究預決算報告，看看政府究竟怎么花的錢。以兩會為代表的政治公開大潮，提升著公眾對民主的理解，也激發出公眾政治參與的熱情和水平。

　　應該說，社會的民主素養與政治的公開程度，已經進入了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一方面，公開越充分、越及時，越能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在不斷實踐中提升民主素養;另一方面，公眾的民主意識、民主實踐，也對公開提出了進一步要求，促使這一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更科學、更完善。從這個角度看，每年的兩會，既是公開的窗口，也是參與的平臺，更可謂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訓練的課堂。

　　的確，民主是需要訓練的。1917年，孫中山就曾深感國人不知如何開會，出版了《民權初步》一書，全面具體地介紹開會的程序和規則。民主理念需要培育、民主能力需要訓練，而公開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方式。恰如托克維爾所說，如果一個人能參與討論決定修一條通向他家的路，無需解釋他就能發現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系。

　　實際上，民主不僅是政治形式，更是一種相互關聯的生活方式。有學者認為，現代民族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公民不可能都互相認識，但“相互聯結的意象”卻存于每個成員心中。對于生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的人們來說，公開，以及公開之后的參與，正是重要的“聯結意向”，能筑牢國家認同的屋頂，培厚政治信任的土層，達到盧梭所說的境界：一個透明的社會，人的心可以溝通。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公開的要求更引人注目：建立權力清單制度，部門預算公開到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所有財政撥款的“三公”經費都要公開……更廣更深的公開，必將帶來公民的參與、互動和共建，真正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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