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的再就業工作會議上，權威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引起廣泛關注:1994年至今的10年間，我國創造就業崗位超過8000萬個;1998年至2003年，1890多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今后兩到三年內，每年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為1000萬左右，而城鎮年度需要安排就業的勞動力達2400萬。這意味著在政府強力調控下，每年將仍有1400萬就業缺口。

　　盡管如此，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仍然認為“中國就業狀況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比如‘上山下鄉’時期，還有1998年國企職工大規模下崗的時候。當前的失業狀況，主要是因為經濟體制轉軌將從前被計劃經濟時代掩蓋的隱性失業釋放出來了，體現為失業率數字的攀升而已。而另一面，是大學生的結構性失業。”張車偉長期從事就業問題研究，參與了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許多就業工作的調研和報告。他認為，我國面臨的就業問題是個長期性問題，比其他國家更復雜，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要像中國這樣提供7.3億個工作崗位，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總共才提供4.3億個工作崗位。重要的是，政府的發展戰略從“GDP優先”轉變為“就業優先”已經相當明確，“就業問題正在成為這個國家的頭等大事”

　　經濟增長與高就業的不等式

　　在“左岸公社”里一家公司謀職的莊先生上班都會路過中關村人才交流市場，他每天看到的場景幾乎一成不變，“求職的隊伍從里排到外，天天都是”。莊先生說，那些年輕人臉上千篇一律的焦慮神情讓他慶幸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學生。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注意到，失業壓力持續加大的另一面，是中國經濟正在加速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周期，“但對許多求職者來說，今年的就業壓力確實是空前的”。

　　對于任何一個政府來說，保持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是其宏觀調控的兩大基本目標。“但長期以GDP增長作為其首要目標的中國卻越來越感受到讓人難以喘息的就業壓力。”張車偉指出，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9.1%，被認為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最好的一年，但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似乎沒有帶來與這種增長速度相匹配的就業增長。國家統計局的測算表明，20世紀80年代，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增加240萬個就業崗位;而90年代以來，只能增加70萬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主要是產業在用人指標上越來越追求人力資本的效率，用人指標也就越來越低。“就業問題遠比宏觀經濟的調控要復雜得多，它不是用一些財政、貨幣手段就能立竿見影解決的，政府調控的難度非常大。”張車偉說。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不久前曾在中南海講解就業問題的蔡一直在收集相關數據。他說，我國GDP對就業的拉動關系，也就是就業彈性，從80年代到現在已經下降了2/3。現在我國的就業彈性僅為0.1，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就業彈性在0.3到0.4之間。蔡的結論是，這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一些地區出現了在GDP指揮棒下過早追求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傾向，“經濟增長并不自動導致最大化就業”。

　　經濟學家趙曉不久前完成一項關于中國失業問題的課題研究。趙曉說，要從供需兩方面來看我國的就業問題。中國所面臨的失業與就業問題與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典型失業不可同日而語。在西方歷史上，如30年代大蕭條，美、英、法等國也有近千萬人的失業，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業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認為，中國的失業，一部分是由就業崗位總量絕對少于勞動總量引起的失業;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和人員失業。“根據專家的計算，前一種失業人口大約在1.5億左右，后一種失業人口大約在3000萬至5000萬。也就是說，中國的失業問題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導。”“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淮看來，經濟全球化也限制了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對就業崗位的釋放。他說，日元貶值與日本5%的失業率有關，日本現在出現“中國威脅”論也是因為就業崗位的競爭，導致日本出現產業空心化。美國加征鋼鐵關稅，之所以不惜動用201條款，是因為美國還有15萬鋼鐵工人，要保證他們的飯碗。而中國家電業在歐洲遭到反傾銷，也是歐洲國家保護就業的表現。陳淮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優化配置和國際間的重新分工。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就意味著有限就業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

　　鼓勵就業還是救濟失業

　　政治學者毛壽龍說，為了解決失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各個國家一般采取兩類辦法:一是給失業者以一定的救濟，二是給其提供支持性的幫助，使失業者盡快擺脫失業狀態。“我們以前的工作重點是在創造就業崗位上，比如企業吸納失業職工，政府給予一定資金支持;政府從每年財政預算中撥出下崗職工再就業培訓經費等。”但毛壽龍觀察到，這些方法雖然在一定時間內起到作用，到近年效果明顯放緩。據統計，1998年到2002年6月底，全國2661萬國有企業登記的下崗職工中，先后有1726萬多人實現了再就業，而再就業率實際上呈大幅下降之勢:1998年為50%，其后幾年分別降到42%、36%、30%和18%。

　　毛壽龍分析，以政府提供崗位為主的辦法雖然見效快，但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空間和運作機制，這些干擾有可能制約了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運作空間，實際上可能起到了減少就業機會的作用。“比如，小額貸款，按照市場方式運作，給有創業愿望、精神和能力的下崗職工提供培訓，并給其提供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如果享受這類優惠的人數很少，對下崗職工再就業解決不了什么問題;如果人數較多，很可能使非下崗職工的創業者和非下崗職工的失業者要就業面臨不公平的投資機會和勞動力市場。這些人很可能帶著資金和一技之長轉向其他投資和就業機會比較公平的地方。外地很多愿意投資和有一技之長的尋職者也會對此望而生畏。就業機會的數量隨著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空間擴大而擴大，市場空間縮小，就業機會就減少。這反而減少了一些失業者的機會。”

　　“在主動創造崗位的同時，失業應對要立足制度轉型。”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指出，首先需要調整的是失業保險制度。截止2003年底，中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已經達到10182萬，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為440萬人，失業保險基金支付壓力明顯增大，在部分地區已出現年底收不抵支的局面。鄭認為，政府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來度過失業保險基金支付高峰。在將以往補貼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資金轉化為失業保險基金的同時，政府還需要動用原有的事業保險基金結余，提高失業保險統籌層次，以擴大調劑范圍、分散風險，并進一步嚴格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條件。

　　勞動保障部的官員王英才在日前召開的再就業工作會上強調，“要把就業和解決好失業當成全社會的責任，成為政府的第一目標”。

　　失業定義的標準化

　　多數被采訪專家把去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失業”的再定義看作政府發展戰略轉變的標志之一。失業人員新的定義是:在法定勞動年齡內，有工作能力，無業且要求就業而未能就業的人員，而在此前，國家統計局統計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的標準是:非農業戶口在一定的勞動年齡內有一定勞動能力、并要求就業，并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了登記的人員。

　　“失業”新定義不再強調“非農業戶口”和“在當地就業機構登記”，這意味著在中國流行多年的“下崗”一詞將退出歷史舞臺，也意味著更多的人將享受到政府的失業保障福利。蔡說，在“失業”定義標準化后，政府將會全面推進就業與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型。“中國的‘失業’概念清晰了。”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近日宣布修訂其備受關注的失業定義后，曾經對中國傳統失業指標多次提出批評的《華爾街日報》評論說。

　　按照新標準，“就業人員”指男16～60歲、女16～55歲的法定勞動年齡內。從事一定的社會經濟活動，并取得合法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人員。其中勞動報酬達到和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為“充分就業”。勞動時間少于法定工作時間，且勞動報酬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本人愿意從事更多工作的，為“不充分就業”。

　　經濟學家胡鞍鋼認為，新標準實際上就是根據實際經濟活動人口，來統一確定失業人口。也就是說，將來人們獲得失業救濟的條件是一致的，這將為消除國有與非國有差別和城鄉差別，最終建立全國統一規范的勞動力市場，邁出首要的一步。“政府的下一步，將是確定什么人能領失業保險金。”胡鞍鋼認為，新定義規定的條件是:要交過一定時期的失業保險金，要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尋找工作。因此，并非農民工一進城就可以得到保障，有了這一政策門檻，農民工短時間內大規模涌進城市的現象將不會發生。

　　失業者主要集中在受過中等教育的人群?

　　清華大學社會學者孫立平說，在不同的社會中，由于種種原因，失業者的結構會有所不同。“比如，有一段時間，印度的失業者就主要是由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構成的。道理很簡單，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工作的期望值比較高，而他們所受的教育也使得他們大體可以找到所期望的工作。沒受過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沒有什么技能，但他們對工作的期望值也比較低，因而失業的人并不多。最慘的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他們在接受中等教育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高的工作期望，但由于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沒有一技之長，他們找到這種工作的可能性又很小，這就造成了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失業率是最高的這種現象。分析一下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失業人員構成，可以發現，他們也主要是由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構成的。但這種狀況形成的原因與印度又不相同。因為在二三十年前，我國城市中中等教育已經普及，那時候沒有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是很個別的。而當時，我國高等教育很不發達，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極為有限。因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失業率很低，而失業者主要集中在受過中等教育的人群。”

　　“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如果按照傳統的失業理論，將失業者看作是就業的蓄水池的話，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者可以對社會中新的勞動力需求提供合格的勞動者，而如果失業者主要是由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構成的，則將與社會需求形成更大的脫節。”孫立平說，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失業結構變化的方向是良性的。

　　西方國家面對失業問題的對策

　　法國

　　20世紀50至60年代，法國經濟迅速發展，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失業問題并不明顯，一般季節性失業維持在20萬人左右。1962年，隨著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結束，大量北非移民涌入法國。1973年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法國經濟，法國失業率當年突破5%。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法國經濟再度陷入困境。從此，失業率不斷攀升。進入90年代以來，法國左右翼政府均把解決失業問題作為政府的主要工作。

　　例如，右翼認為，只有企業發展了，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2002年10月，法國右翼政府出臺了鼓勵創辦企業的新措施，將企業的注冊資金從7000多歐元減為象征性的1歐元;簡化成立公司的申請手續，創業者可使用家庭住址作為公司地址;在創業初期還可緩繳社會分攤金。政府計劃通過上述措施，在未來5年里，每年創辦20萬個企業，從而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勞動力市場的僵化是歐洲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問題，法國也一直在努力改善這一狀況，90年代以來，各種部分工時就業人數增加較多，到2000年部分工時制、臨時工、季節工就業人數已占到總就業人數的1/3。但一些左翼人士對上述措施持不同意見，認為它們并未解決一部分低層次群體的就業不穩定和生活困難問題;左翼政黨主張通過減少工作時間來增加就業機會，1999年，若斯潘政府將原法定每周39小時工作制改為35小時。企業為保證生產的正常運轉，必須雇傭更多的工人。此外，左翼政府還制定了“青年就業合同”，對雇傭青年就業的企業提供財政優惠。左翼稱，這些措施創造了30萬個就業機會。但右翼政黨和雇主協會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一做法加重了企業和國家的負擔。另外，法國政府還通過大力發展服務業來增加就業崗位，消化過剩勞動力。

　　美國

　　美國主管就業、勞工等項事務權力最大的是勞工部，內閣部長華裔女士趙小蘭曾經說過:“讓失業者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就是勞工部的職責，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就是我們的工作。”美國緩解失業通常有以下幾個措施，第一，向失業人員提供失業保險。這一項目是勞工部在20世紀30年代為應付大蕭條后的嚴重失業就創立了起來的，如今已成為一種常規性的機制。第二，幫助失業人員解決退休金優惠及醫療保險等事項，政府預算中每年都有一定撥款留給這兩方面的用度。失業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向當地政府提出申請，如果符合條件，一般都能得到救濟，以使自己繼續享受正常的退休和醫療保險計劃。第三，勞工部下屬有一個很大的就業與培訓局，主要任務是通過與各州和地方的勞工開發部門合作，向失業者提供高質量的職業培訓、就業、勞工市場以及收入保證等多方面的服務，2002年財政年度，就業與培訓局得到政府預算撥款107億美元。

　　保加利亞

　　保政局劇變后，由于私有化和國營企業破產倒閉等原因，失業人口迅速增加，由1991年的25.5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69.5萬人，失業率由6.7%上升到18.4%。保政府為失業者廣開就業門路。如政府專門制定了“森林恢復和保護計劃”，向參加植樹造林的失業人員提供不低于全國最低工資的報酬。對承包荒山野嶺植樹造林的失業者，國家免費提供樹種和苗木，并給予稅收方面的優惠。另外，針對土地私有化后大量農民失業的情況，保政府還決定將國家所有的山區和丘陵坡地等以低價或免費的方式提供給失業者，鼓勵其自謀生路，在海濱或高山滑雪旅游區，保政府則允許失業者開辦家庭旅店和提供餐飲服務，國家在貸款、稅收等方面為他們提供方便。這一措施對解決黑海沿岸地區和高山旅游區的失業問題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保政府還采取了“出口”失業者的辦法。迄今為止，保加利亞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塞浦路斯等國簽訂了向這些國家輸出勞動力的協定。到上述國家工作的保加利亞失業者多數從事旅店、餐館等服務性工作。

　　瑞典

　　瑞典的就業策略是“每個人就業”或“充分就業”，這是過去40年來瑞典始終作為社會福利國家的原則之一。瑞典設立了國家就業委員會并在全國設有360家就業辦公室，60家特殊的就業服務機構和90家職業能力測試所。就業辦公室主要功能是職業咨詢和安置指導。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極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措施上。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間，所見到的最高失業率只有3.5%，其中20世紀70年代失業率一直處于1.5%～2.7%間，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僅為2.5%。同時通過建立就業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來保護雇員。

　　所有失業都是自愿的?

　　“所有失業都是自愿的”。這是青年經濟學者薛兆豐的觀點，他認為，人人都計較報酬，失業都是個人“計較”的結果，都是主觀的選擇，而不是被動的接受。大學生失業人數近年內的激增似乎可作為這一觀點的佐證。

　　記者從教育部獲得的數據是，2001年全國大學本科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只有70%，待業率為30%，約34萬人待業;2002年大約37萬人待業。截至今年6月20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簽約率只有50%左右，大學生的待業率已經達到69萬人。

　　“大學生失業率上升，只是改變了失業者的結構，并沒有增加整個社會的失業人數。”張車偉說，大學生就業完全是個結構問題，我國大學生的總量其實遠遠不足。“不應該將大學生失業歸咎于幾年前的擴招”，他認為，在目前還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前提下，失業者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會更少一點，應該是評價一種政策優劣的重要標準。

　　相關推薦：

　　2014河北公務員考試申論備考：國家治理現代化

　　2014公務員考試申論：十八屆三中全會九大新提法

　　考試吧：2014河北公務員考試申論備考資料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