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決策時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權益，也往往能安撫社會反彈情緒，贏得公眾的支持

　　25日，杭州市政府宣布從次日零時起，對小客車采取總量控制措施。與之前的天津相似，限牌決定當天宣布次日執行，這讓不少購車者措手不及，引來質疑一片。

　　車牌究竟該不該限?限令背后，是日益擁堵的城市交通和不斷爆表的霧霾天氣。據環保部門測算，杭州市機動車尾氣排放對大氣PM2.5的“貢獻”率高達39.5%。現實如此嚴峻，他城亦有先例，限牌不為無因。但也有人說：事先為什么不舉行聽證會?

　　預判政策效果，“突襲”也許不無道理。一旦預先放出風聲，搶購行為可能會發生，私家車的數量可能會迎來一個新高，本為減增長，變成大家搶，這與治堵治污的初衷不符，起碼會打很大的折扣。

　　然而，從社會治理的規范化、程序化角度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眾切身利益的新規頒布前，應該進行聽證，廣泛聽取涉及者的意見。

　　一項涉及人數眾多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難以預料的社會成本。政令暢通需要公眾的參與、支持和合作。所以，現代治理往往在決策環節引入公眾的參與，充分醞釀各方意見，盡可能使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早早化解。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權益，也往往能安撫社會反彈情緒，還可以對決策起到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參與感也會增強公眾對政策的支持。把決策的原因說清說透，大多數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不信任，反而會帶來治理上的麻煩。

　　“突襲”限牌令引發的爭議，背后隱藏著社會治理的大課題。現代治理體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復雜的機器，運行得合法、順暢、高效并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離不開政府主導、各方參與的系統治理。在利益分層日益細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復雜態勢下協調各方利益，需要拓寬公眾參與渠道、健全公眾參與機制，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的局面，而不是“關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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