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制風風雨雨近二十載，于今，國內多數地方的中小國企改制已基本結束，改制開始觸及大型國企。“丑姑娘”先嫁，改制是從負債累累的國企開始的，目前則開始外嫁部分“靚女”。為什么?因為“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是中央確定的大方針，而國企改制本身又屬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改制是在買方市場條件下進行的，首先是原所有者愿意賣，才有買主來買。交易之前，潛在的買主已處于主動位置。交易的價格名義上有三種：分別是賣方叫價、買方報價和實際市場成交價。由于賣者急于脫手，討價還價時，買主處于有利地位。因而，實際成交價總是低出賣方叫價。

　　改制過程誰吃虧、誰得利不能就事論事。有人買走了存量國資賺了錢是事實，但同時買走了債務和風險也是事實。而且，買主要把存量資產激活，還得另投入一筆資金，其風險還要被繼續放大。判斷改制的得失一定要算大賬，要看宏觀層面上通過改制后，社會的總福利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只要不存偏見，答案應當是一致的。

　　從根本上說，改制是另一場“所有制革命”。本真地說，改制過程不管出現何種類型的國資流失，都是我們為徹底摒棄計劃經濟體制所不得不支付的代價。至于改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導致一部分群體的階段性利益受損，只能著眼于長遠，在社會總福利增加后，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來予以補償。

　　始于郎咸平發表演講指責格林柯爾，經濟界和企業界就民營化進程所出現問題的價值再判斷，爭論一直在持續。郎咸平說：“假如我的意見不能成為主流，那是國家的悲哀。”我不同意這種“悲哀說”，認為他的意見代表不了“主流”。既然如此，與郎咸平意見相反或不同的周其仁、張維迎等一批經濟學家的意見能不能成為“主流”呢。我覺得，同樣不能完全代表“主流”。那么，究竟誰才代表這個專指的“主流”呢?我認為：第一，改制本身代表著“主流”。具體說來，改制是過去、現今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體改的主流形態;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到十六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確立的改制的大方針是“主流”，即首先立足于一個“改”字。第二，改制先行地區已經取得的宏觀改制成果代表著“主流”。

　　就說浙江省，改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民營經濟活力迸發。第三，改制拖不得、拖不起是“主流”。

　　作為公民和學者，郎咸平有質疑改制的權利，但絕不能因為國資有流失就斷言改制須緩行，更要正視不改制造成的坐失。雖然并不完全同意郎咸平的觀點，但我充分尊重他的表達自由。我想說的是，通過對民營化進程所出現問題的爭論與反思，期待未來的改制能從技術層面多有改進。也就是說，爭論歸爭論，改制不可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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