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經濟學家樊綱領銜的研究小組向媒體公布歷時一年多完成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民工荒”是悖論，事實是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過早地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

　　這幾年來，關于中國“人口紅利”即將耗盡，“劉易斯拐點”不日來臨的說法很流行，說是隨著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實施和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容，年齡和教育程度合適從事藍領工作的勞動力逐步減少，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用工問題將不斷凸顯。宏觀層面的理論研究得到了微觀層面的事實支撐：東南沿海地區年年都鬧“民工荒”，雖然藍領工人的工資不斷上漲，仍然有很多工廠無法找到足夠人手。

　　民工數量不敷使用，這是確定的事實，但問題的根源何在則有了新的說法。按照樊綱和他的研究小組深入調查后得出結論：從農民工與農民的收入關系、農業和農村中的勞動力規模、農村勞動力的結構來判斷，中國不應該出現“民工荒”，但事實卻是偏偏出現了，這是農村勞動力退回到農村造成的。農民工為何放棄更高的收入而退回農村?因為農民工在養老、醫療、子女教育、就業、住房等方面和市民有較大差異，而農村的農業收入、補貼收入、土地收益都提高了，兩方面因素湊在一起，使得“農民工早退”。也就是說，“民工荒”的出現不是因為勞動力總量不足，而是因為農民工兩相權衡后主動回流農村。

　　縱向比較，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比幾年前明顯提高。但橫向比較，農民工工資的漲幅明顯比不上其他社會群體。而且，持續不斷的通脹效應之下，農民工立足城市的生活成本大為增加，工資增加的部分幾乎全被生活成本所抵消。更重要的是，農民工的微薄收入不足以圓他們的買房夢，也就很難在城市中實現安居。與此同時，農民工還經常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不說別的，光是子女教育問題就足以讓他們逡巡無計：把孩子留在家里做留守兒童，等于是放任孩子“自生自滅”;讓孩子跟隨身邊接受教育，因為戶籍問題難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將來中考、高考時更是問題多多。

　　咬牙留在城市的農民工所面臨的現實壁壘和難解心結，同樣也為近期衛計委的一項調查所證明。調查顯示：74%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愿意在城市長期居住但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不愿意“農轉非”的主要原因是想保留土地;而想“農轉非”的主要原因中子女教育、升學和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兩項就超過70%。這項調查反映了農民工的兩難心理：永遠做農民非其所愿，否則就不會背井離鄉到城市打工。可是馬上放棄農村戶籍也非其所愿，因為沒了土地后再無法享受市民的福利和保障，對他們而言不啻是一場災難。

　　在種種現實問題的纏繞中，在復雜厲害關系的考量中，有的農民工選擇了回流鄉村，有的農民工選擇了留城打工。即使是那些留下來的農民工，也是懷有邊走邊看心理的不穩定群體。有人做過統計，農民工在城市的打工年限平均為7年，平均年齡為32歲。在潮起潮落的流動中，“民工荒”日益加劇，而且似乎不可逆轉。以農民進城為取向的城市化進程也格外艱難，城鄉結合部因征地拆遷而生的糾紛對抗層出不窮，讓已然進城的農民工真正成為市民，始終是對各地主政官員的嚴峻考驗。

　　讓農民在福利和權利上市民化是有成本的，光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并軌就需要巨額資金，這固然可以分期解決，但絕不能視而不見。為農民轉化而來的新市民找到合適崗位是需要智慧的，這絕非在戶口本上實現“農轉非”那么簡單，而是需要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統籌安排。“民工荒”實際上是浩大而艱難的城鎮化建設中的子問題，農民進城的一攬子問題解決好了，以中國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數，勞動力不會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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