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能神”教麥當勞殺人事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很有可能會在2014軍轉干考試申論科目的材料題中出現，為幫助軍隊轉業干部們梳理事件思路，為考生針對這一熱點話題做出了如下解讀。

　　[事件回放]

　　材料一：2014年5月28日晚在招遠市麥當勞快餐店內發生一起故意殺人案。據悉，河北籍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男、無業)、其長女張某(無業)、次女張某(無業)、兒子張某(輟學)、河北籍張某某(女、無業)、山東籍呂某某(女、無業)6人系邪教組織“全能神”成員，為發展邪教組織成員，在麥當勞向周圍就餐人員索要電話號碼，遭被害人拒絕后，遂對其進行毆打致死。

　　材料二：距離2012年12月21日不到一周的時間了，這個謠傳中瑪雅人預言的“世界末日”又成炒作焦點。從淘寶商家的“末日用品”到房地產商的“末日抵押”，從旅行社利用“末日”大肆促銷到邪教利用“末日”騙人斂財，從無知者的恐慌搶購、無度揮霍到白領精英們的抵押捐贈、娛樂傳播……盡管中外專家不斷辟謠，這個荒誕不經的預言還是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了真實而嚴重的后果。誰在推動炒作“末日謠言”，誰在這場“謠言游戲”中受傷害，面對“末日”我們該反思什么?“新華視點”記者對此進行了追蹤。

　　[事件鏈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給邪教組織作了明確的定義：邪教組織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發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1995年11月，“全能神”被我國確定為邪教組織。目前，我國認定和明確的邪教組織有14種。其中，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文件明確的有7種，公安部認定和明確的有7種。這14種邪教組織中，包括全能神教在內的呼喊派等派系。

　　[專家解析]“全能神”事件帶來的啟示

　　一是要鼓勵民間反邪教力量的發展。無論是立法工作還是法律實施工作都必須以現實的需要作為導向，而法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鼓勵民間反邪教力量的發展是正確把握民眾呼聲的有效途徑。我國《立法法》明確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因此能否正確反映的社會現實的需要就成為了衡量立法工作成效如何的重要標準。而要全面準確地把握社會的需要則并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像邪教這樣一種比較邊緣的社會現象，僅僅依靠我國目前有限的行政資源，可能很難達到滿意的效果。因此不妨采取一些措施來鼓勵民間產生反邪教的組織，讓他們去承擔一部分與邪教斗爭的工作。民間組織的特性決定了他們在于邪教斗爭時對社會的滲透性更強，打擊邪教的手段也更賦靈活性。在工作中，他們自然會積累不少的有益的經驗，也會遇到很多現實的問題，在打擊邪教的同時，也為我們的立法工作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材料。這些民間組織在開展打擊邪教工作時，還能夠在大范圍內宣傳邪教的危害性，讓人們認清邪教的本質，也讓廣大人民群眾意識到打擊邪教的必要性。這樣一來，不但為我國反邪教法的出臺鋪平了道路，也為該法出臺后的有效實施奠定了堅實的社會認同基礎。

　　二是要排斥片面的信仰自由觀的干擾。法國的反邪教立法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干涉，其主要是打著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口號在指責法國。但是，我們認為美國政府所秉持的宗教自由觀念與其一貫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只是一種沒有約束的、片面的自由觀。事實上，反邪教立法與信仰自由之間并不存在沖突。因為邪教本身并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世界現存的各大宗教，經過了上千年的歷史變遷，形成了與各種社會形態的良好適應性。它們吸收和表現人類創造的許多精神財富，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眾多信仰者的一種生活方式，在社會各方面發揮著特有的協調功能和平衡機制。邪教則不然。它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標志就是反社會，包括反對社會的基本生活秩序和基本道德準則。而美國法律之所以對邪教無法準確定性，乃是其本國憲法固有的缺陷所導致。美國教派問題研究專家艾伯爾就指出“極端教派現象對美國社會的性質提出了許多根本性的挑戰，這種挑戰在法律制度領域尤其尖銳。”而在現實中因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美國的反邪教運動也是一再地受挫。

　　三是要靈活處理邪教組織的定義。由于中西方宗教文化等差異，冒然引入邪教組織的定義容易引起西方社會對我宗教自由政策的質疑和攻擊。因此在做法上可以借鑒法國的做法，從行為的角度入手來界定邪教組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邪教組織有其特殊性，其具體的破壞行為也不同于法國等西方國家的邪教組織。我們在學習法國的做法以行為模式來界定邪教的外延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我國邪教活動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如法國提出了“欺詐性地濫用無知或弱勢人群的信任”這個全新的概念將邪教組織的犯罪活動予以的涵蓋。憑借這一概念，法國的法官給邪教定罪就變得容易許多。但是如果我們在立法時完全照搬這一定義，就不一定能夠全面地概括我國邪教犯罪的主要行為特征，從而可能會使大量的邪教犯罪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因此筆者認為對我國邪教犯罪的特殊性研究是正確定義邪教組織的必要前期工作。

　　四是要將精神權益納入到法律保護的范圍內。法國曾經試圖就邪教犯罪增加一項新的罪名即“精神控制”，但由于其概念過于空泛，難以掌握，故沒有成功。但精神控制的內容在其后所確定的“濫用他人的軟弱或無知狀態”罪中依然有所體現。依據該條的解釋，所有被邪教組織控制的人都被認為是處于“軟弱”狀態，即使他們對于被控告的邪教犯罪行為表示滿意。由此可以看出在被害人的精神處于被控制的狀態時，即使被害人的同意也不能成為邪教組織犯罪的抗辯理由。邪教組織必須為其傷害被害人精神之正常狀態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由此不僅是物質利益，包括精神利益都成為了法國反邪教法保護的對象。邪教犯罪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控制被害人的思想，使其喪失正常的理性判斷能力，而做出許多犯罪行為，因此在大多數邪教犯罪中被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傷害是非常嚴重的。但目前我國現有的針對邪教犯罪的法律卻沒有把被害人的精神利益納入到保護范圍內。如刑法第三百條第二款就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可見該款就只規定了“致人死亡”的作為定罪的結果要件，在這里立法者關注的是僅僅受害人的生命安全，而完全忽視了對被害人精神利益的保護。這一條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目前的立法對精神利益的保護還幾乎處于一個真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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