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很早以來就被認為是一個東亞特色的“模范養老制度”。但這一制度是否對人民有利，完全依賴管理者是不是一個“好政府”?

　　6月7日，在一向風平浪靜的新加坡，據報道有6000多人在新加坡唯一被允許進行公開示威的芳林公園集會，抗議國家的公積金養老制度。

　　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在本地流行的名稱是其簡稱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如今被為數不少的新加坡民眾如此激烈批評，頗令人感嘆。

　　有必要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基本特點。從本質上講，CPF是一種強制儲蓄制度，政府以法令形式要求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須將其工資收入之一部分儲蓄起來，作為養老或其他重大經濟需求預先撥付資金，員工就職的公司也被要求做出相應的配套繳納。根據最新的規定，大致來說，對于55歲以下的員工，員工個人須繳納自己月工資的20%，雇主要繳納16%。在法理上這完全屬于該員工自己的錢財，而不是像在一些福利國家一樣，是屬于政府補貼的福利。

　　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很早以來就被認為是一個東亞特色的“模范養老制度”。在《東亞之鋒》這本很早就研究東亞發展模式的經典著作中，作者霍夫亨茲和柯德爾將CPF當做東亞國家“社會保障籌金與工業增長的整個辦法”的一個范例，給予極高評價，稱“既尊重了傳統的自助信念，又努力促進了國民經濟的保障。”

　　CPF制度對政府來說，幾乎可以說是一項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制度安排。它首要所體現的是新加坡特色的負責任的“嚴父”治國理念。政府通過法律，對人民支配自己收入的權利予以限制，旨在保障人民在退休時有足夠的儲蓄以及一套完全自由沒有按揭貸款的房產和足夠的錢支付醫療需要。換言之，雖然政府不提供福利，CPF的錢是人民個人存下的和雇主為人民存下的，但政府“為了人民好”，強制替人民做了這個主。

　　從共同政策的角度看，CPF為政府進行公共建設和投資提供了廉價的巨額資金，增強了新加坡政府的財務能力，使其避免了某些發展中國家為發展工業而大量依賴外國銀行提供資金的情形。此外，CPF也是新加坡政府進行總需求管理的一種工具，可通過CPF存款率影響到作為整體經濟一部分的存款率。

　　然而從人民角度講，CPF制度是否對他們有利，完全依賴CPF的管理者是不是一個“好政府”?在CPF制度中，政府與人民的權益完全不對等，政府強制占有人民的部分財產，對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使用，而對財產所有者本人處理該財產則施加了種種限制。更有甚者，對這筆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官僚做主，普通人難以了解其如何運作。在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人覺得政府管理CPF的手法太不透明，而且對CPF資金的使用限制太死，支付的利息也過低。對長期習慣坐享CPF利益的新加坡政府來說，如何向這些質詢做出交代，確實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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