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購物過程中，很多中國人都喜歡講價，但有些地方的政府采購卻是“價格越高越好”。據媒體報道，河北某地政府在招標一個綠化項目時，放棄本地產的幾百元一棵的楊樹，從南方引入胸徑40厘米左右的大銀杏。這些銀杏樹出廠成本數千元，長途跋涉運到河北后，每棵樹的費用變成了5萬元。此前也有類似報道:某地引進的一株普通榕樹，賬面上身價高達10余萬元;還有一些地方，實際支出60多萬元的城市綠化工程，賬面支付款卻“瘋漲”到了150多萬元……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一公就貴”現象?我想，原因無外乎以下幾點:

　　一是財政經費增加了。隨著經濟發展，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各地綠化經費也“水漲船高”。比如，2011年底，上海市調整了浦東新區公園綠化養護定額，四星級公園按一級綠地30.59元/平方米/年標準調整，而原來一級綠地的經費標準只有11.34元。媒體報道稱，浦東新區公園的養護經費原來是1090.52萬元/年，定額提高后年度養護經費2182.82萬元，增加了1092.3萬元。增加經費擬由城市維護費中安排877萬元、由農林資金安排215.3萬元。

　　二是要錢容易了。財政收入增加，除綠化經費增加之外，綠化的工作經費也更容易申請了。比如，為了進一步落實滄州市委市政府確立的“大干5年、全市增加林地150萬畝”的綠化奮斗目標，加大“三個百萬畝綠化行動”的推進力度，滄州市林業局就申請解決造林綠化工作經費10萬元，以確保綠化工程的順利實施。

　　三是監管放松了。與辦公樓建設、地鐵工程相比，綠化經費往往是“小菜一碟”，很容易成為政府采購的“死角”，以及審計監督的“空白點”。實際上“高價綠化”在2006年就已成為關注焦點，當時，時任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要堅決制止“高價建綠”的不良傾向，堅決制止急功近利、貪大求洋的做法。但從2006年以來的“綠化腐敗”案件來看，很多“綠化人”都把仇保興的話當成了耳邊風。這些年，“高價綠化”的現象沒有變少，而是越來越多。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監管不到位。

　　四是官員膽子大了。從2008年后，杭州市在三年內投資1600億元用于城市建設，與此同時杭州市工程建設領域違紀違法案件也在增加。有辦案人員把“城建腐敗”的特點概括為“三多一高三化”——“三多一高”，即受賄案件多、串窩案多、涉及部門多，涉案金額高;“三化”，一是潛伏期長，腐敗趨于隱蔽化，二是能力較高，腐敗趨于智能化，三是手法更新，腐敗趨于迂回化。隨著反腐敗力度的加大，雁過拔毛的“老虎”與“蒼蠅”越來越多地被揭露出來。

　　五是老板膽子更大了。為爭到園林綠化工程，有的老板可以說是不擇手段。自2005年7月起任古城區園林綠化管理局局長的趙桂強，在麗江市城市園林綠化工程發包和實施過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賄賂款物共計55萬余元。法院認定趙桂強多項受賄事實中都有不法人員的身影:2010年至2012年1月，麗江紅太陽園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某在承包園藝綠化工程中先后4次行賄趙桂強共計22萬元;2011年至2012年1月，麗江市古城區束河辦事處安樂村和某在實施古城區園林綠化管理局發包的部分園林綠化工程中，3次行賄趙桂強2萬元、1萬元、5萬元……

　　六是政績觀扭曲了。不顧財力，不顧民生，過分追求城市的“靚麗”，是一種扭曲的政績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指出，貪大求洋、南樹北種等愈演愈烈的“綠化奢侈病”，脫離了園林綠化的本意，一些領導干部把園林綠化當成長袖善舞的工具，不僅造成浪費，還為腐敗留下了空間。

　　最近，中央巡視組點名批評江西造林綠化“一大四小”工程。歷時4載、耗資數百億元，因為戴著“一號工程”的帽子，這場“脫離實際”“好大喜功”的工程得以強力推進。在巡視中，地方因為種樹挨批的不多，這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而江西并不是一個富裕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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