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京津冀霧霾嚴重，諸如“早晨一拉窗簾，還以為自己的眼睛瞎了”等在年初霧霾嚴重時流傳的有關空氣質量的段子又盛行于網絡。亦有媒體這樣形容霧霾嚴重程度：站在天安門廣場， “國慶主花壇在霧霾中難見真容”.

　　不知道這種存在嚴重霧霾的日子還要伴隨人們多少年。但是，如果把霧霾視為一種“增長病”,那么，“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說法也同樣適用于消除霧霾。以美國的現代化歷程看， 其意識到必須治理隨經濟增長而造成的污染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環保法律基本完備并嚴格執行，直至今天，在昔日工業發達的美國東北、中部地區，一些曾被污染但已經禁止 任何工業污染物排放五六十年后的河水也仍然沒有變清。

　　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其經濟發展尚無前車之鑒，致其在工業化百多年后才開始意識到污染問題的嚴重性。相較英國后發的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其發展歷程雖短于英國，但卻在英國 意識到這一問題后，不惜犧牲后來居上的發展勢頭，與英國同時改弦易轍，把環境保護作為經濟增長的底線，由此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類似“倫敦霧”那樣嚴重的污染問題。

　　沒有把環境的容納能力作為經濟發展底線的思維及其操作限制，對經濟發展的瘋狂追求就無異于飲鴆止渴。

　　據媒體報道，面對嚴重霧霾，多位地方環保局長都曾對記者“大倒苦水”,他們認為在當前環保機制下難以根治霧霾，因為造成霧霾的污染源，環保局長們根本管不了。東部沿海某省一位環 保局長說，只要市(縣)主要領導“不點頭”,像“三高”企業這樣的污染源，環保局管不了、治不了、關不了，因為這些企業能繳納高額稅收，這才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環保這樣的 “次要”工作要為增稅這樣的“主要”工作“讓路”。

　　由此可見，我國的霧霾，是經濟“增長病”.當然，這種“病”也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病癥。因為看似“平等待人”的霧霾，其實既是增長不平衡的產物，同時也是在“平等”的表象下進一 步固化不平衡增長的蠻力。顯然，沒有環境底線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政績”及其實際利益，都使少數人受益，并使這些人產生無法遏止的增長沖動。

　　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不變、決策方式不變、受益格局不變，那么，其結果就不僅是霧霾困擾人們的日子會更長，而且其嚴重程度也會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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