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對制度糾偏的視角來看待薪酬調整,以理性平和的心態來對待高薪者降薪、低薪者提薪,才是一種更健康的心態
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問題,從未淡出公眾視線。據多家媒體23日報道,央企負責人限薪的執行時間基本確定,將于2015年起開始實施。央企負責人的薪酬變動,不是幾個人的工資待遇多一點或少一點的問題,而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問題,是全社會各行業各群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在全社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宏大背景下,輿論不應把央企負責人限薪問題當成一個發泄快感的游戲。
限薪新政會讓央企特別是金融、石化等高收入行業的央企負責人薪酬降低不少,把他們的薪酬變化視為“麻雀”進行解剖,是很多媒體報道的慣常做法,也并無多少不妥。但是,從一些媒體報道的用詞和社會反響來看,“下降幅度可能比較大”“或將減薪百萬”等提法,充斥著不少媒體的顯著版面。在紛紛擾擾的網絡跟帖里,則彌漫著強烈的莫名欣喜、奔走相告等復雜情感。這些感情基調和色彩,與社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命題,顯得極不協調。
近些年,收入差距擴大對社會和諧穩定產生了一些影響,引起不少人的擔憂。特別是國企負責人的天價薪酬、職務消費等,與普通群眾之間存在巨大收入鴻溝,并大有越拉越大的趨勢。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成為公眾共同期盼,也是深化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更是為建設社會公平正義、營造和諧社會氛圍的必然選項。
但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社會工程,牽涉方方面面,涉及眾多人群。多年來,盡管社會呼聲一直較高,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一直“難產”,這固然與面對不合理利益格局是否敢啃硬骨頭有密切關系,也表明這項工程的復雜性。中央著眼于國際、國內兩個大局,著眼于改革、發展、穩定的內在聯系,著眼于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全局、各個行業的效率與公平,在今年8月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體現出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考慮的遠見卓識,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向縱深推進打下堅實基礎,并為具體行業、特殊人群的薪酬改革指明正確方向。
對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央企負責人以及更大范圍的國企負責人進行薪酬改革,公眾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來看待,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來支持,直接決定著改革的進程和遠度。至少,我們不能以“斗爭思維”、以階層對立的陳舊眼光來看待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把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改革當成“均貧富”的翻版。
國企負責人的薪酬問題,確實存在諸多不合理成分,確實需要改革。但是,這種現象有歷史原因、制度原因等復雜因素。在特定歷史時期,我們寄望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發現并啟用了一批優秀的國有企業掌門人,帶領國企走出重重泥潭,迎來較快發展和更大希望;同時,過去的改革探索在與國際社會接軌時,也造成了國企負責人薪酬過快膨脹的問題。這是一種規則許可的歷史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不能簡單地歸于國企負責人的“原罪”,不能情緒化地評判國企負責人薪酬現狀。
如今,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對國企負責人薪酬進行調整,是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之后,繼續推進改革的必然要求。對此,以對制度糾偏的視角來看待薪酬調整,以理性平和的心態來對待高薪者降薪、低薪者提薪,才是一種更健康的心態。唯有理性看待國企薪酬改革,才能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積極健康的輿論環境,幫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穩扎穩打、順利推進,從而為全面深化改革增添更多和諧、注入更多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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