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設立巡回法庭的信息，為當下蓬勃興起的司法體制改革提供了最具突破性的注解。前不久，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了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庭長和第二巡回法庭庭長的任命決定。雖然兩個巡回法庭的管轄案件類型、管轄區域、管轄級別、運作模式等細節尚未披露，但最高法在沈陽和深圳一南一北兩個城市設立巡回法庭試點，點燃了民眾對新的一年司法改革的愿景與期待。

　　如何在錯綜復雜的體制羈絆中，理出一個帶有牽引作用的改革線索，從而帶動整個司法功能的提升，需要足夠的勇氣、智慧與理性。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夠撬動地球。同樣，找到一個撬動司法體制的支點，形成助推整個改革的杠桿，中國的司法改革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實，無論是司法“去地方化”還是“去行政化”，本質上都是“讓司法回歸司法”，按照司法規律建設司法組織體系、完善司法制度體系。其中，處于國家司法體系金字塔頂端的最高法院，承載著不一樣的重要功能：它既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適用，又負責審級制度中的具體審判，還承擔對下級法院的監督職能。準確定位最高法院，發揮其符合司法規律的法治功能，將有助于推進整個司法系統從行政化模式向司法本位回歸。

　　長期以來，最高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導和監督，更多依賴于司法解釋和一些行政性措施，其審判功能發揮不夠，通過典型案例的判決指導下級法院統一裁判規則的作用極其有限。但另一方面，民眾對最高法院的審判訴求越來越強烈，心理上更傾向于相信最高院能公正裁判。近年來最高院受理案件的數量激增，僅2013年就受理案件11016件，審結9716件。

　　在這種背景下，設立巡回法庭的直接動因是緩解最高院的訴累，回應老百姓信任最高院的心理訴求。據稱，深圳巡回法庭將管轄廣東、廣西、海南三省跨省份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沈陽巡回法庭則管轄東北三省的上述案件。此外，最高法未來還可能在武漢、上海等8到10個地區設立巡回法庭，實現全面覆蓋。倘若巡回法庭鋪開設置，必將極大拓展最高院的審判功能，不僅可以減少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大幅度降低司法成本，而且對維護國家司法統一性、促進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權威性，都具有深遠影響。

　　與方便民眾就近訴訟、促進司法個案公正相比，我更關注巡回法庭對最高院審判功能的拓展。以往，由于最高院力量所限，其主要精力在于宏觀上的司法指導，立足個案裁判統一司法尺度的意識并不強。而設立巡回法庭，有利于最高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釋，審理那些對統一法律適用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案件。而巡回法庭則承擔起審級內最高院的審判職能，重點審理省際間的重大民事和經濟案件，審理以國務院部門和省級政府為被告的行政案件，有利于實現最高法院內部的職能配置科學化、理性化。

　　在功能上，巡回法庭也不容小覷。我國地區差異較大，司法人員素質不一，現實中裁判標準也不統一，“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比較突出。此前最高法實施的指導性案例制度，因為遴選標準和其他種種考慮，實際上對于避免“同案不同判”的作用有限。設立巡回法庭審理案件，不僅有助于實現裁判標準的相對一致，發揮對各地司法裁判的指導作用;而且也有助于最高院充分了解案件所反映出的地方性知識，為司法解釋提供第一手的案件信息和社會基礎;更重要的是，它還能積極化解省域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有效參與地方法律秩序的建構，促進區域治理的法治化。

　　本輪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傷筋動骨的改革措施不少都指向根深蒂固的體制弊病，實現“讓法院回歸司法”，發揮司法對于轉型時期法律秩序的建構和人權保障的作用。設立巡回法庭，意味著最高院將首先立足自身的法定職責，從審級中的審判功能入手，立足裁判發揮對司法系統的指導和對地方治理的促進作用。這種對自身裁判功能的強化，恰是最高法自身向司法回歸的體現，也是積極拓展司法參與地方秩序建構功能的體現。

　　我國的司法系統長期浸潤在行政思維之中，因此體制性改革更需要“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對我國司法組織體制改革而言，最高院無疑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風向標”。通過設立巡回法庭，實現最高院的審判職能回歸，科學厘清最高院的功能定位，必將有力帶動整個司法系統回歸司法規律。

　　因此，我們期待看似不龐大的巡回法庭，能夠成為撬動司法改革的“支點”，并衍生出一套司法現代化的“杠桿原理”，最終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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