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出臺專門法律保護個人信息，加大對這類違法犯罪行為懲處的同時，當務之急更要破解維權難的現實問題，推動個人信息保護進入集體訴訟和公益訴訟。

　　我國已發行超過4億張信用卡，每年通過信用卡交易的資金總額超過13萬億元。近日，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銀行信用卡客戶數據泄露現象頗為嚴重，一條條包括姓名、電話、地址、工作單位、開戶行等完整隱私的信用卡開戶數據，在網絡上被公開販賣。

　　據披露，在微信及一些電子商務平臺，“電話銷售交流圈”“銷售行業資料群”等違法銷售個人信息的行為也大量存在。有微信群賣家曾公然表示，5毛錢就能買到新辦銀行卡的個人信息。泄露他人信息，可以獲得暴利又無安全之虞，這更讓違法者肆無忌憚。

　　在多數人看來，關涉“錢袋子”的信用卡象征著安全、私密，用戶隱私信息也會受到嚴密的保護。然而，在銀行“內鬼”倒賣、合作公司信息“共享”面前，行業自律的種種規定成了一紙空文。去年全國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委員坦言，目前我國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缺乏有力的監管，泄露情況令人擔憂。

　　個人信息保護難，難在取證難、維權難。前不久，國內某知名網站開展了一次調查，有七成受訪者在個人信息遭泄露后，選擇了忍耐和沉默。只有三成人會以要求相關網站刪除自己的信息、查詢誰是泄露者或者舉報等方式，作“象征性”的抵抗。從訴訟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以什么方式、被誰泄露的，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即便少數人進入訴訟維權，最終也會因程序的煩瑣、時間的耗費、投入與回報的嚴重不對稱而不了了之。

　　發達國家對個人信息的監管保護，一般是在健全完善的法律基礎上進行的。目前，我國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相對滯后，盡管《商業銀行法》《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中，有銀行要為客戶保密的規定;盡管《刑法》將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入罪，《民法通則》中有關于個人隱私的條款，但這些規定法條零散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個人在發生信息泄露時，經常面臨“事前無知情權、事中無選擇權、事后無救濟權”的狀況，處于弱勢地位。在公眾對信息遭泄無力“自救”的背景下，加強對此類行為的打擊力度，已成為公眾的期望。

　　在加快出臺專門法律保護個人信息，加大對這類違法犯罪行為懲處的同時，當務之急更要破解維權難的現實問題，推動個人信息保護進入集體訴訟和公益訴訟。集體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威力在于，只要一個公益組織或一位公民發起訴訟，其他所有相同利益受損者就會一呼百應，最終導致的賠償數量會非常驚人。不僅如此，采取這種“抱團維權”的訴訟方式，把專業的問題交給專業的人，不僅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公眾維權成本，而且可以最大程度擴大案件的社會影響，對泄露個人信息行為起到有力的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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