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旗幟鮮明地回答了法治建設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蘊含著重大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理論。

　　旗幟鮮明地回答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決定》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這一系列鮮明的論斷，在堅持我黨一貫立場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體現了我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的最新理論成果，進一步澄清了關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問題上的若干大是大非問題，意義重大。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問題一直是意識形態領域爭論和斗爭的重點領域，某些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堅持黨的領導和實行依法治國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甚至惡意詆毀、肆意攻擊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他們利用各種手段，炮制種種議題，比如“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法大還是黨大”等，并在網絡上熱炒。這一現象固然是某些人有意為之，但也在客觀上反映出主流理論的回應缺少足夠的解釋力和說服力，亟待黨的創新理論作出權威的闡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具體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科學全面闡釋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澄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問題，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關于二者關系，概括起來有以下三條：第一，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我們黨自覺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愿望，通過周密的部署和有力的組織來加以推動和實現的，這一基本經驗，必須堅持到底，不容動搖。第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我國憲法確立的。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憲治國，堅持黨的領導和維護憲法權威是高度一致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三，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決不能把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割裂開來，更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

　　對于上述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對這一點，要理直氣壯講、大張旗鼓講。要向干部群眾講清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視聽。”豐富和發展了依法治國總目標的內涵

　　《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以往相比，“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全新提法，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使其內涵更加豐富具體。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納入我國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概括，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歷史邏輯和實踐經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就是這個總抓手。

　　《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五個體系中，前四個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并由國家執法機關和國家司法機關執行和實施的，第五個則是黨內法規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就要從兩個層面展開，即治國和治黨的結合與統一。把黨內法規體系納入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特色所在，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從理論層面講，社會主義法治既是國法之治，又是黨內法規之治，賦予了社會主義法治新的內涵。將黨內法規體系納入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基于我國法治建設實踐作出的科學結論，是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大突破和發展。在我國，國家的政治生活要符合憲法的安排，即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同時，在黨的領導下，國家的政治生活又和黨內政治生活密不可分，黨內政治生活主導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如何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意義重大。所謂治國先治黨，治黨必從嚴，其主要依據是黨內法規，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黨章為核心的黨內法規，與憲法共同構成了規范我國政治生活的規則體系。

　　從實踐層面講，社會主義法治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賦予了社會主義法治新的指導意義。就前者而言，要求黨通過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和帶頭守法，不斷形成和完善國法體系，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于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于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于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就后者而言，要求黨不斷加強黨內法規建設，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統籌推進，全面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保證黨的政治生活有法可依，不斷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和規范化。

　　進一步厘清和明確了改革和法治的關系

　　《決定》指出：“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這一論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進一步厘清和明確了改革和法治的關系，對改革的健康發展和法治建設的順利推進，對能否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意義重大、至為關鍵。

　　總結我國改革過程，其實質是一個不斷突破現有法律制度的過程。改革的一般邏輯，是由地方試點開始，總結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再由中央文件加以確認，最后才是通過修改憲法和法律對改革成果進行確認。在這個過程中，存在同法律規定相沖突的問題，從積極的意義上講，是對現有制度和法律的補充和完善，使其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但也產生了所謂的“良性違憲”或“良性違法”的問題。先改革，后修法，這是很長時間內我國處理改革與法治關系的基本方式，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能夠省略復雜的法律程序，大大提高了改革的效率。然而，時至今日，我國的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部分法律都是近十幾年內制定實施的，新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意味著大量的法律需要修改，如果繼續沿用以往“先改革后立法”的方式，將會付出巨大代價，會對整個社會的法治建設產生阻礙甚至破壞作用。

　　《決定》作出上述規定具有重大意義，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過去突破法律的粗放式改革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先立法，或至少先授權試點、后依法改革，將會成為未來改革與發展的基本方式。中國的改革，也將由以往的“政策推動”轉變為“法治引領”，改革將沿著法治的軌道健康前行，法治建設也將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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