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月刊《國際新聞界》雜志通報北京大學于艷茹在該刊發表的文章涉嫌抄襲,今年1月10日,北大通報撤銷其博士學位。對此,于艷茹感到委屈。4月4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學位授予與學位撤銷中的法律問題”研討會上,來自北京高校的十數位法學專家大多認為,北大對于艷茹撤銷博士學位的處罰“量刑過重”。(4月9日《南方都市報》)

　　為何法學家們大都覺得北大“量刑過重”呢?法學家們認為,本案中于艷茹的博士論文并沒有舞弊作偽,但北大以在校期間投遞的論文舞弊作偽作為撤銷其博士學位的標準,并不恰當。可關鍵是,在懲治抄襲行為時,我們至今只有《學位論文作假處罰辦法》,而這個處罰辦法只是用于規范學位論文的,而并不適合于其他論文抄襲,北大完全可以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自由裁量。

　　當然,相對于諸多其他抄襲處罰,北大對于艷茹的處罰的確不輕。比如,前些年被熱炒的清華教授汪暉抄襲事件,至今仍無定論;北京體育大學在讀碩士生盧迪訴洛陽某高校體育部張麗教授抄襲事件,張麗只被判賠1000元;安徽師范大學一副院長所撰《因話錄校箋》被指抄襲兩篇碩士論文,最終雙方握手言和……有了這樣的案例“珠玉在前”,北大對于艷茹的處理也就顯得有些“不講情面”。

　　事實上,正是由于諸多輕飄飄的問責,才會不斷地涌現出教授、博士造假的事件。再加上國內科研單位無論是評職稱還是升職加薪,都與論文發表密切掛鉤,在這樣的背景下,論文抄襲也總能獲得同情。因此,在一些學者眼中,始終未豎起“抄襲紅線”,未形成“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共識。

　　但在國外,比如德國,學術領域對抄襲者的處罰是相當嚴厲的。眾所周知,德國前國防部長古騰貝格、德國前教育與科研部部長沙宛,都是因博士論文抄襲而被取消博士資格,同時引咎辭職。在古藤貝格抄襲事件中,即使聯邦總理默克爾也公開表示袒護,說她需要的是一個稱職的國防部長,而非學術助理或者一個博士,學術界也不領情,反而還激怒了學術界——由德國博士和博士生起草的一封致聯邦總理的公開信,得到了6萬多人的簽名支持。

　　我的美國外教Chirs面對一位女同學的作業抄襲,曾經痛哭流涕,直斥這是她教學生涯的恥辱,她的學生中居然出了抄襲者。Chris認為,抄襲不僅是在欺騙別人,也是在欺騙自己,不可寬恕,這可能就是西方文化中對抄襲的“零容忍”態度。

　　相比之下,中國人對抄襲的態度一向曖昧不清,否則也不會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這樣的諺語了。這句諺語隱藏的邏輯是——抄襲很普遍,但被抓到就只能說明你太笨,手段不太高明。對于這樣的“抄襲文化”,是時候說不了。

　　倘若于艷茹從進入大學那天起就被告知抄襲的嚴重性,她想必也不會如此輕浮地對待自己的學術生涯。但愿于艷茹的教訓能讓后來者警醒,別再拿自己的未來與學術生命開玩笑。當然,各校的學術委員會也需要對各類抄襲事件的原委進行詳細調查,并將處理依據、投票結果公之于世,真正讓抄襲者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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