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五大舉措，促進社會辦醫健康發展,滿足群眾多樣化的健康需求。據媒體報道：這次提出的五大措施，就是要為社會辦醫“松綁”。總結起來就是要降低社會辦醫的準入門檻，加大對社會辦醫的扶持力度，完善監管機制。譬如，要求簡化醫療機構設立審批，取消床位規模限制等前置條件。

　　近年來，社會辦醫確實成為社會資本的投資熱點，并得到政府的倡導和支持。從醫改的角度看，這又似乎又被當作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有效路徑：不是說看病難嗎?那就多辦醫院。政府辦公立醫院在資金投入上有困難，那就號召社會資本加入，2015年以來，國務院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為社會辦醫開綠燈。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一，社會辦醫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嗎?二，社會辦醫怎樣才能起到作用。

　　如果僅從醫療服務的角度出發，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不一定。眾所周知，在中國，醫療服務體系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除少部分地區外，問題并不在于醫院的絕對數太少。目前，政府作醫療體系規劃時慣常的思維方式或曰路徑依賴主要是按行政區劃來部署。在這個體系框架中的各級醫療服務機構，包括公立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大多是按綜合醫院的模式來設置的。一般來說，三級以上醫院的病人較多。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中的“大醫院”或“好醫院”，常常人滿為患。而與此同時，更多的二級醫院、一級醫院，卻又病人很少，甚至門可羅雀。因此，相當多的醫療資源實際上被閑置，遠沒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醫療資源的分布現狀和病人就醫的現實選擇，自有其歷史原因。在當今世上，醫療資源總是稀缺資源。此處所說的醫療資源稀缺，不僅是指建設一個高等級醫院所需的場地和設施設備等硬件投入的昂貴，更是指高素質的醫護人員的短缺。在當今的醫療體制下，高素質的醫護人員向一些“大醫院”、“好醫院”集中，恐怕有其本身的客觀規律性。

　　現在想引入社會資本，投資建設一些三級及以上的醫院，發展增量;或者出資改造二級及以下的醫院，盤活存量，盡可能地使功能未能完全發揮甚至閑置的醫療資源的作用發揮出來。但在實踐中，有的社會辦醫院在硬件和醫護人員的配置上已達“三甲”，但仍不能與傳統的“大醫院”、“好醫院”匹敵。

　　現在回答第二個問題：前段時間，曾提出關于醫療資源布局的一個新的設想，即打破按行政區劃層級部署醫療服務機構的固有慣習，同時也消除醫療服務機構的所有制界限(無論公立民營)，而代之以根據實際需要和醫療服務本身的發展規律來對醫療資源進行適當重組的思路。

　　要說明的是，無論是綜合醫院、專科醫院還是醫生，都是稀缺資源。尤其是高水平的醫生，更是彌足珍貴。所以，要盡可能地讓綜合醫院、專科醫院和高水平的醫生為更多的病人服務，這就要使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的病床能夠盡快地輪換(中國的病床的周轉率平均為21天，是美國的3倍)。當病人的病情穩定下來之后，轉入康復醫院去進行積極的護理和康復，顯然是更合理的安排。

　　同時，因為稀缺，綜合醫院、專科醫院、高水平醫生提供服務的成本肯定高。病人轉入康復醫院時，都帶著高水平醫囑，康復醫院只需照章辦理，可以降低醫療服務成本。從經濟上說，也是明智之舉。這樣的醫療服務體系的設置，可以說是充分考慮了需要和供給的實際情況后作出的制度安排。所以說，社會辦醫的真正出路恐怕在此。但遺憾的是，現在社會辦醫的積極性仍然在高等級醫院，尤其是“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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