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來，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質上就是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在當前中國主要采用了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的辦法，在收入方面，從宏觀稅負來看，不僅沒減稅，而且是在超常增稅。這可以從這些年來稅收彈性系數的超常增長和宏觀稅率的不斷提高上反映出來。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函數關系。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蘇入的增長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長率，即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然而，1997-1999年，稅收彈性系數大幅度提高，這三年分別為1.98、1.89和1.88，平均為1.92，即稅收增長率幾乎為GDP增長率的兩倍。而今年上半年，GDP增長率為 8.2%，稅收增長率為20%，彈性系數為2.44，更是超常增長。這幾年來，由于稅收增長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長率，因此帶來宏觀稅率，即稅收蘇入占 GDP的比重不斷提高，大體上每年增長近一個百分點。

　　減稅空間及其效應問題

　　至于減稅問題，我國流行的觀點是：“當前我國實行減稅不可行”。

　　理由有三：一是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過低，減稅空間不大;

　　二是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降低了減稅的刺激效應;

　　三是在當前我國的情況下，減稅很可能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財政難以承受。

　　應該說，在當前我國大幅度減稅確有困難，但并非減稅空間一點沒有。事實上，我國在1999年已陸續出臺了一些減稅措施。當前還可以在以下方面作些思考：

　　1、在我國，減輕納稅人負擔，應從稅費總負擔考慮。衡量我國宏觀稅負的指標，分為三個口徑：

　　一是稅收蘇入占GDP的比重，稱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

　　二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稱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

　　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稱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

　　這里的“政府收入”不僅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內收入)，而且包括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等。根據對1995年有關數據的測算，當時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僅為10%，顯得偏低;而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約在25%左右，顯得偏高。通過費稅改革要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總體負擔，在這之前，如果單獨提高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就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企業和居民的稅費總負擔，這會抑制經濟的發展。

　　2、在許多方面，不僅費多，稅也多也重。比如我國增值稅的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消費型”的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這比許多國家都要高。又比如目前的內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33%，這同目前美國等許多發達國家的稅率水平差不多，但考慮到目前我國企業的盈利水平很低，這一稅率也偏高，而三資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只有10%左右。此外，汽車和住宅的稅費過多過重，據統計，我國對汽車購買和使用中征收的稅費多達10多種，致使我國汽車的售價平均高出美國一倍，嚴重制約了汽車的消費。

　　3、要正確對待稅收同財政支出之間關系。稅收蘇入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其收入的基本目標就是滿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職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觀稅負的高低，應以所取得的稅收蘇入能夠維持政府正常行使職能的經費支出及提供公共產品的最基本供給的資金需要。問題在于目前我國政府職能不清，存在職能錯位、政企不分、包攬過多的問題，表現為政府機構過于龐大，吃皇糧的人員過多，支出浪費嚴重。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的 15%左右。這個問題不解決，使稅收任務一再加碼就會破壞了整個經濟基礎，從根本上扼殺了稅源。因此，政府機構的精簡和效能的提高，財政支出的節省，可為減稅提供相應的空間。

　　4、減稅，不論是對流轉稅、所得稅和其它稅來說，都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減稅讓利，明顯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就是個有力的證明。減稅之所以會具有擴張效應，從根本上說是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都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價外稅只是個形式問題，不改變問題的本質)，在價格一定的條件下，稅額的大小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可支配利潤的多少。根據市場原則，企業之所以要投資和經營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這里的利潤最大化，是指企業在交納流轉稅、所得稅和其它稅之后，留歸企業可支配的利潤最大化。因此，稅負的高低(包括流轉稅和所得稅)會直接影響利潤率，從而影響社會投資的積極性。

　　5、減稅并不意味著頰蘇。我們應當借鑒西方國家80年代稅制改革的經驗，實行“低稅率、寬稅基、少減免、嚴征管”的經驗，其結果由于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稅收總額不一定減少，甚至有可能增加。80年代美國的里根政府采納供應學派的主張，實行減稅政策來應對經濟滯脹，這為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上升奠定了基礎，并實現了從連年的巨額赤字到有較大財政結余的重大轉變。我們國家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不少稅率偏高，稅基偏窄，特別是減免過多過亂，既影響了稅收蘇入，又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