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培養出現本科化傾向，堪憂！

　　我之所憂，是近年在研究生實現規模化培養的同時，研究生培養方式的“本科化”傾向日益嚴重，研究生培養理念出現“快餐化”傾向。

　　我1979年開始在南開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史學家鄭天挺先生，攻讀明清史專業。回想當時的研究生招生和培養，有許多方面與現在不盡相同：

　　那時候每個導師招收的研究生數量很少，他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培養為數不多的幾名研究生身上。和當下的研究生培養相比較，可以說，那時的導師們是把碩士研究生作為當下的博士研究生來培養教育的，甚至比現在我們很多博導培養博士研究生還要精致一些。

　　當時的師生互動較多，導師對培養研究生盡心盡力，傾注全部心血。我讀研究生時，鄭天挺先生是南開大學副校長兼明清研究室主任。研究室的所有學術活動，他都要通知我們參加，所以我們與研究室的老師們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系。鄭先生要求我們把每周所讀書目，寫在一張卡片上，放在明清研究室為我們每人指定的一個卡片盒子里，隨時備先生了解和檢查，同時還規定我們每兩周一次，在固定時間一起到先生家里去，由先生為我們答疑解惑，指點迷津。

　　當時的畢業論文的評審與答辯十分嚴格。碩士論文的評審與答辯都是請國內頂級專家。這在當下的碩士論文評審與答辯中，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在碩士論文答辯時，學校明清研究室的老師們都出席旁聽，這種情況在當下也是不大可能出現的。

　　我畢業后被分配到南開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91開始指導碩士研究生，當時每位導師每年只指導一名研究生。我給他們上課，師生十余人一起研究學術，師生之間互動很多，研討課上，每人都有報告研究心得的機會。每門課程將結束時，我總要請所有研究生到我家吃飯，在飯桌上師生談學術，論人生，3年時間，師生之間打成一片。

　　又過了10年，到2000年我開始指導博士生時，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學系每年招收碩士研究生30多名，一個學期下來，導師除自己直接指導的學生外，對其他學生，不一定叫得上名字。我請所有碩士生到家里吃飯的傳統也被迫取消了。學生輪流發表研究心得的上課方式也不好用了，給研究生上課變得與給本科生上課相差無幾。我一人指導的在校博士生和碩士生達15名以上，要用過去的方法來指導如此眾多的研究生，明顯覺得力不從心。研究生擴招之后，國家和學校交給我們的任務太多太重了，這使得研究生授課方式、師生互動頻度與質量不得不隨之有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