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5萬元，這是自“下跪討薪”事件以來，陜西富平2600多位農民工日前拿到的工錢。對余下的大筆欠款，這些農民工寄望最多的，恐怕還是當地政府能夠繼續督促清欠

　　“沒錢付工資，有錢請明星”，這是陜西富平農民工“下跪討薪”事件引發廣泛社會關注的重要原因。拖欠工錢的開發商，在項目開盤時曾花130萬元，請來明星露面8分鐘。當初開發商追求的眼球效應，成為今天農民工維權的免費廣告，既是一種極大諷刺，也反映了另類討薪的無奈。

　　娃娃討薪、跪拜河神、開網絡發布會……近來農民工討薪，越來越成為比拼創意的技術活兒——若非出其不意的怪招，已經很難奏效。問題是，誰來解決這“求新維權”背后的無奈?

　　欠薪，不僅是道德問題

　　恐怕沒有哪一種職業，會像農民工一樣，使討薪如此引人注目。

　　與許多行業不同，農民工工資一般年前集中發放。可以想見，辛勞一年的農民工，最大的期盼是什么;而這些工資，對一個家庭的基本生計，又意味著什么。事實上，如果領不到工資，許多農民工甚至連買車票的錢都沒有。因此，討薪的問題，不僅是一個討血汗錢、討公道的問題，更是一個討生存、討尊嚴的問題。

　　我們固然要對克扣農民工薪水的無良商人表達道德義憤，但解決討薪難，僅靠道德譴責遠遠不夠。面對年年出現的無奈之舉，我們需要分析，為什么受傷的總是農民工?為什么我們管不住開發商?

　　現實中，農民工為了求得一份工作，往往忽略乃至放棄了一些基本權利。比如，很少簽訂勞動合同，一旦發生工資糾紛，就會說不清道不明;而費時費力的司法訴訟，也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農民工望而卻步。這才讓各種另類討薪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開發商可以花130萬元請明星，也可以在政府干預下拿出工錢。可見，對一些欠薪者來說，不是無力支付的問題，而是利益權衡使然。真正的問題在于，“有的企業經常拖欠，還照常能攬到大工程，銀行貸款也正常，資質也沒有降低。”2011年刑法修正案雖然設立了“惡意欠薪罪”，但因判例很少，威懾力尚未充分發揮。而導致欠薪問題的層層“轉包”，盡管國家三令五申，依然是許多地方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公正，需要均衡機制

　　無論是組織清欠治欠機構，還是公開欠薪企業黑名單，抑或是上級領導親自過問，各地治理欠薪問題招數不斷，之所以沒能根治，確實像一位老同志說的，“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在方針政策上找原因，反復出現的問題要從發展規律上找原因。”

　　究其本質，欠薪問題是一個法律問題。許多欠薪問題的難解，一些另類討薪的出現，就是因為，本該由法律解決的問題，最后卻往往通過行政手段解決。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解決欠薪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平衡勞資雙方的博弈能力，加大對欠薪者的制約力度。比如，建立系統的信用機制，將惡意欠薪行為納入不良信用記錄，在銀行貸款、從業資質方面加以限制;建立起工資賠償基金，一旦發生欠薪事件，便從基金中墊付賠償。

　　正如學者所言，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建立在各個群體和階層權利大體均衡的基礎上。我們關注農民工討薪問題，是為了將其背后的社會權利問題納入關注視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擔憂“用工荒”時，應該想到“討薪難”;在關注“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時，不應忽視勞動者的基本正當權益。只有當年終討薪不再成為歲末焦點，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少一些盲點、多一些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