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只是，法律并非天生，而是不斷針對社會發展和違法犯罪新特點，經由立法機關在集納民智后，形成的契合當時社會和法治共識的制度產物。

　　因為任何制度都難免有滯后性，都帶有“階段性”印跡。法律制度當然也難以例外，哪怕是作為基準的上位法，乃至一國之根本大法，都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不斷修訂完善，以契合時代最新需求。那么，作為程序法的刑事訴訟法，自然更是如此了。

　　現行刑訴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曾大修過一次，現在它又迎來第二次大修。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據參與草案修改論證的專家透露，草案將增加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近親屬可拒絕作證、確保辯護權落實及允許反腐部門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等條文。

　　據悉，此次修訂的將超過刑訴法條文的1/4。這也是情理之中的，畢竟兩次大修之間的這15年，是經濟社會深刻轉型的巨變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在法律上都應有所體現。

　　而從此次被高度關注的修訂亮點看，刑訴法正以更加開放與文明的姿態同世界接軌。長期以來被詬病的某些“制度性痼疾”，比如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刑訊逼供等等，近年陸續得到司法界的重視，從立法到司法操作實務層面，都予以了積極回應。

　　比如，1996年刑訴法大修之際，屆時中國業已批準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可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沒有在那次修訂中直接體現。以致近年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透出的“疑罪從有”，審訊逼供等“魔鬼細節”，頻頻閃現。鑒于此，“兩院三部”頒布了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據雙規”，以推動司法界在廢除刑訊逼供、堅持“無罪推定”、保證嫌犯“沉默權”等方面，盡快達成共識，修復某些個案造成的司法威信受損。

　　而這次，又進一步以“禁強迫自證其罪”、“近親屬可拒作證”、“確保辯護權落實”等條文，來強化這一共識。“禁自證其罪”就是保障被告人的“沉默權”，這是保證程序正義的起點，也應是刑訴法這部程序法的底線。

　　而“近親可拒作證”承續著傳統文化中的“親親相隱”，是對法律理性和家庭倫理、社會倫常、人文色彩的兼顧。如果家庭親情這一基本倫理細胞都不能保全，那么社會秩序和治安環境的長治久安不免成鏡花水月。“確保辯護權落實”則是對以往控辯失衡狀況的一個糾偏。

　　而“可用監聽手段”這一條，自然也符合國際慣例，只是在監控竊聽時，必須把握好“度”。可參照外國經驗，對監控范圍、期限、適用條件、具體程序、監控資料的使用與處理等方面進行嚴格的立法，不能讓被監控者的法律救濟處于模糊空白的尷尬境地。

　　另外，也有法律學者擔心近些年社會在“保護被告人權利”方面的關注大過了對被害人權益的關切，有點兒矯枉過正。比如很多影響性訴訟中，被害人最終并未得到應有的救濟和補償。國家補償與刑訴法如何銜接，讓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權利得到同等關注，也是刑訴法修訂必須承載的一個命題。只有上述細節，都在修訂以及司法實踐中完全落實，刑訴法以及整個法律體系所承載的法治正義，才能不留死角普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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