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名年邁的老人倒地受傷，他將車停穩后，下車將老人扶起。這對南通汽運集團飛鶴快客公司駕駛員殷紅彬來說，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舉。而這樣的好事卻一度讓他很郁悶，因為將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誤認為肇事者，還驚動了公安部門。好在車內有監控錄像，將他整個救人過程記錄了下來，這才還了自己清白。事情經中央電視臺披露后引起廣泛關注，真相大白后的老人全家備感內疚。(《揚子晚報》8月30日)

　　司機殷紅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還有乘務員郁維貞在場，但他還是只能依靠車載攝像頭討回“清白”。而攝像頭上次“立功”則是在2009年。當時，南京的鄭先生趕車時扶起一名跌倒的孕婦，卻被孕婦咬定是他將其撞倒。一旁的“證人”和趕來的孕婦丈夫都認定是鄭先生的責任，并提出2000元錢作賠償。鄭先生只得報警，最終民警用監控錄像證明了他的清白。

　　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攝像頭，殷紅彬和南京那位鄭先生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樣，攙扶起老太卻被法院判決賠償老太，或者像最近天津的許云鶴一樣，說不清道不明。

　　對于司機殷紅彬來說，做好事無端被猜疑，這肯定是一件壞事情，讓他郁悶了好些時候。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從證據意識，從破解“彭宇困境”的角度上講，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攝像頭密布的時代，當我們做好事被冤枉時，我們就應當增強證據意識，盡可能尋找一切能證明自己的證據。

　　當然，不可能在任何場合，都恰巧遇到攝像頭，但循著這個證據意識，卻可以自己設置攝像頭。比如，可以用手機攝下做好事的全過程，包括與跌倒者的對話過程；再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請路人做證明。有證據在身，我們就不怕我們“被彭宇”。

　　破解“彭宇困境”，當然不僅僅依靠當事人本身的證據意識，還要通過懲處誣陷好人者等措施，來減少做好事的風險。對于誣陷者，法律也當出手懲處。《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反復糾纏、強行討要或者以其他滋擾他人的方式乞討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惡乞”擾人，法律斷然出手，甚至處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試圖誣陷他人以得到賠償的人，其性質比“惡乞”更惡劣，涉嫌敲詐勒索；其社會危害也比“惡乞”更嚴重。因此，對誣陷好人者，如果證據確鑿，法律就應當規定對其進行警告、罰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得逞，視其金額大小和情節的輕重，可以用敲詐勒索罪來治罪量刑。

　　通過政府、社會和民間組織設立基金會和獎勵等方法，鼓勵人們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們在“被彭宇”后的后顧之憂，也是破解“彭宇困境”的途徑之一。像深圳市獎勵兩名攙扶跌倒老人的學生各一萬元，像廣州民間公益網站擬成立“攙扶老人風險基金”，為勇于攙扶老人卻被冤枉者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必要時還會提供經濟救助等做法，都能最大程度地促進人們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