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過去15年間，地方政府承擔了相當部分的經濟發展建設的基礎投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開支，并且這些開支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區域間政績競爭的加劇在逐年增加。逐漸減少的預算內收入比重與逐年增加的各種公共事務開支就是常說的地方政府事權、財權不對稱。其結果就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土地財政”的路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更加傾向于依仗預算外收入，除了賣地之外還有行政規費、罰沒收入甚至開辦“三產”、自造壟斷等。

　　在此背景下，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建設保障性住房既不可能增加收入(甚至會降低房地產市場的熱度，從而使得土地競拍價降低)，又不可能減少支出(反而會增加很多的支出)。兩面不討好的事情，地方政府積極性自然不高。然而，動機邏輯是對地方政府的誤讀。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一方，不應該有所謂的利益動機，更不該有討價還價之處。落實到保障房問題上，地方政府的動機不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瀆職。

　　事權過多、財權過小固然是問題之一，但整個政府體系對于財政收支的監管不力或者說缺少一種長效的監管機制則是問題的真正癥結。

　　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個別部門，預算外財政是完全自由支配的，典型的預算軟約束。獲取財政收入時，指標層層下放，“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但到了該花錢的時候，就變成了“先花國家的，再花集體的，堅決不花自己的”。地方政府將很多公務活動游離于財政監管的視線之外，并擁有幾乎完全的自由支配預算外收入的權力。

　　這意味著，所謂的財權少，并不一定對應著事權過多，反而更可能對應著“事兒”過多，迎來送往、政績工程、吃喝招待、車來車去，等等，所以，錢總是不夠花的。表面看是財權少，實際上則是對財政收支監控的權力太少。因此，地方政府的行為如何受到監管才是保障性住房以及一系列其他公共福利政策得以有效施行的關鍵點。

　　另一個方面，需要清醒認識，針對一個經濟發展程度如此多層次化、地理環境如此多樣化的國家來說，保障性住房的覆蓋范圍相當有限。事實上，從香港地區以及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均為權宜之計。

　　真正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要靠市場的作用，首先需要的是消除房產市場的壟斷供給行為以及泡沫成分。保障房的建設務必先從地方財政的監管入手，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事權與財權如何平衡以及如何實現動態平衡。

　　3.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為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標準、限定價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構成。自從保障性住房推出之后，一直是非不斷。

　　從2010年1月開始，深圳市第二次申請保障性住房的相關負面新聞就從未間斷過。在市民和媒體的關注下，駐深辦主任等公務員和企業老板被陸續淘汰出局后，歷時近一年的審核，最終在2010年12月31日晚，深圳市的住房和建設局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終審合格名單”。

　　然而這份名單，沒有公布申請通過者的“財產和收入信息”，立即引起市民的強烈不滿和眾多媒體的質疑。也有深圳人大代表就直言，“不公示財產收入，導致保障房的分配更加不透明、更加隱蔽、更容易造假、更加容易產生腐敗。”

　　2011年1月4日晚10點多，深圳住建局網站的公示表格中悄然增添了存款、證券及理財產品市值，房產、車輛，以及2008、2009年收入等信息。通過這份最新的名單，有市民發現，名單中不少申請者2009年收入僅2萬余元，但當年卻可以購買包括思域、飛度、福克斯等注冊價格超過10萬元的車輛。甚至有的申請人2008年和2009年的年收入都不超過4000元還購買了豐田小汽車，注冊車價14萬余元。最令人吃驚的是名單顯示，5239個申請戶共擁有至少470輛車，甚至還有一戶家庭擁有4臺車。此外，深圳某印刷企業老總同樣通過終審，一年前他還是公司法人代表，卻以1塊錢轉讓了自己90萬的股權，有市民懷疑這是故意轉移資產以騙取保障房。

　　更令市民質疑的是，在終審合格名單中，有不少申請者的居住地址是均價2萬元/平方米以上的“豪宅”。深圳當地一家媒體曾曝出以1元轉讓90萬股權的印廠老總王某目前居住地址是“長城盛世”高檔住宅小區，而當事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卻解釋為“借住朋友的房子”。此外，還有10余戶申請者住在均價超過2.4萬元/平方米的竹盛花園小區。“是不是住在豪宅的申請者都有富親戚?恰好親戚們都愿意無償提供房子而不要租金?”市民對此評價道。

　　有車有房者的申請引發爭議，而部分居住在“桃源村”、“金地名津”等保障性住房小區的申請者也遭到圍觀。《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條例》規定：“每一住房困難家庭或單身居民，只能申請購買或者租賃一套保障性住房。”

　　在終審名單中出現的財產信息顯示為“零資產”或“負資產”的申請者同樣引起市民的質疑：“如果申請者真是零資產、負資產，那這些人應該去民政部門申請特困戶救濟，他們肯定買不起保障性住房。”

　　2010年12月31日版本的名單引起爭議后，主管部門(深圳市住建局、深圳市住宅售房管理服務中心)在數日內就發布了包括申請戶財產收入信息的新名單，這反過來說明對這些關鍵信息的披露，并非無法做到，而是之前刻意不為之。必須追問，之前的“屏蔽”令和之后的“解封”令，政策法律依據是什么，由誰下的命令，這樣的官員是否與保障房申請戶存在利益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