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指出，部分打工家庭夫婦長期分居，由于孤獨寂寞、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在一些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出現了“臨時夫妻”現象。他們在外打工期間組成臨時“家庭”，共同租房，開伙食，相互慰藉，一起生活。

　　該代表表示，“臨時夫妻”會造成許多問題，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夫妻感情不和、家庭不穩甚至破裂，還會影響到小孩的成長，嚴重的可能會誘發刑事案件。“臨時夫妻”問題嚴重，，但又不可能不出去打工。該代表呼吁：為避免滋生“臨時夫妻”現象，打工者聚集地政府應當綜合考慮，盡快拿出解決辦法。

　　對此，法律專家表示，“臨時夫妻”的說法并不準確，這屬于非法同居，是非法的兩性關系，社會學專家則認為，“臨時夫妻”現象主要不在于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應該引起政府的關注。

　　6、“推拉理論”對人口流動的原因進行了解釋。“推拉理論”首先由巴格內(D.J.Bagne.)提出，他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成為促使人口流動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動就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后推所決定。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堅持了幾十年的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經濟，逐步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替代，農民擺脫了集體勞動的禁錮，成了自主經營、獨立核算的自由勞動者。1984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在城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和家屬可以在城鎮落戶，由此開啟了農村人口流動的閘門，人口流動數量迅速高漲。

　　我國雖然實施了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達1300萬。而農村土地資源有限，不會隨人口的增長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村耕地還將繼續減少。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間，中國耕地面積已由19.5億畝減少到18.5 億畝，七年減少了一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據統計，中國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直達3億，人地緊張關系十分突出。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發展，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深入，與城鎮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業發展迅速。以S市為例，隨著長三角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化，特別是新區開發開放，大量境內外資本涌入，促進了本地經濟的高速發展，由此形成巨大的勞動力市場。而S市自1964年起在全國率先實行計劃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實行一孩化政策，使其成為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負增長的城市。人口普查數據表明，1982-1990 年期間，S市的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從 66.16%下降到63.1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全市勞動力適齡人口增加了291.20萬，增長34.12%，達到1143.32萬，占總人口的比重增至69.17%。基于戶籍人口負增長的背景，適齡勞動力人口增量的形成主要來自于流動人口的補充，從勞動力市場角度看，風險較高的建筑業、收入較低的制造業、住宿條件較差的餐飲業、工作時間較長的批發零售業等低級勞動力市場，本場勞動人口不愿進入，需要由外來勞動力來承擔。

　　我國雖然實施了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達1300萬。而農村土地資源有限，不會隨人口的增長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村耕地還將繼續減少。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間，中國耕地面積已由19.5億畝減少到18.5 億畝，七年減少了一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

　　7、城鄉收入差距從1994年開始出現了下降趨勢，但是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這一指標與農村居民純收入指標并無完全可比性。前者往往由于一些不計作收入的如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待遇而使數據被高估;而后者則往往由于一些自產自用的農副產品也被作價計入了純收入而使數量被高估，如果將兩者調整到完全可比狀，則差距會更大，據專家測算，若按可技配收入計算，城鄉差距約為3∶1，若只考慮貨幣收入，差距擴大為 4∶1，若考慮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性補貼，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5~6∶1。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一項調查顯示，90.1%的農民進城務工后年收入比在家鄉時有了明顯上升，平均比進城前多收入8738.3元，其中，約20%的人高出10000元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

　　一位農民曾和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去年他家種一季稻花去種子費420元，復泥肥750元，尿素450元，收割費900元，旋耕費900元，人工費1125元，水費1275元，農藥費2250元，轉包費2370元，共支出104440元;一季稻收獲糧食7500公斤，按每50公斤100元計算，共收入15000元，刨去成本后，將收入約4500元，以一年兩季計算，種地年總收入為9120元。而他讀大學的兒子一年學費與生活費支出就要15000 元，缺口十分明顯，關于農民工外出打工原因的一項調查也表明，“務農掙錢太少”、“掙錢補貼家用”、“掙錢蓋房成親”等與經濟相關的選項所占比重之和高達 61.8%，遠高于其他類型的選項。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農村工業化戰略與小城鎮建設等宏觀政策的推動下，大量的鄉辦、村辦企業依憑“船小好掉頭”的優勢迅速崛起，并一度占據了工業發展的“半壁江山”，為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產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發展，粗放經營的鄉鎮企業不僅原有的經營優勢減退，也開始遭遇到資金短缺、管理落后和市場約束增強等挑戰和沖擊。鄉鎮企業除少數成功轉型外，大部分無力維持并逐漸破產消失，原來被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重新被釋放出來，同時，由于農村經濟長期以來發展緩慢，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可以吸納大量農村勞動力的程度。有學者指出，勞動力流出最多的往往是當地非農產業并不發達的地區，而非農產業發展較好的地區。

　　與農村相比，城市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寬闊平整的道路，琳瑯滿目的商品，各式各樣的休閑娛樂設施，以及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構建了一個令人向往的生活環境。同時，資本高度聚集的城市，提供了比農村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城市工作，也能及時地接受到現代思想與觀念的熏陶和感染，學到更多的知識和技能，還能結識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豐富社會關系，擴大生活圈子。城市優越的生活環境與發展機會，對那些比較年輕、文化水平較高且不安于現狀，有較高追求的農村勞動者來說，尤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8、《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顯示：

　　流動人口收入較低，限制了他們的社會保險參保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元的農業流動人口中，11.6%的人參加了養老保險;收入在 1000~1500元的流動人口中，養老保險參保比例為13.9%，在2500元以上收入的流動人口中，養老保險參保比例上升到25.9%。

　　流動人口對勞動保障政策知曉程度較低。受雇流動人口中，12.7%的人不知道“老板與員工雙方應該簽訂勞動合同”;12.1%的人不知道“簽訂勞動合同后，企業/老板應當給員工繳納社會保險”;37.7%的人不知道“有關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保險方面的相關法規和政策”。約三成流動人口未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28.2%的受雇流動人口未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流動人口勞動時間偏長。流動人口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于勞動法規定的 44小時的占75.2%。制造業、批發零售業和社會服務業的平均工作時間分別為52.1小時、68.9小時和58.6小時。

　　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現狀不容樂觀。仍有39.0%的流動人口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五險一金”)。各類社會保險中，除醫療保險外，農業流動人口參保比例均低于非農流動人口，其中工作保險低13個百分點，養老保險低32個百分點，失業保險低17個百分點。2003年國務院發布的《工傷保險條例》要求所有用人單位必須及時為職工辦理工傷保險手續，并按時足額繳納工傷保險費。調查顯示，只有51.1%的流動人口參加了工傷保險，77.3%的流動人口沒有參加養老保險。流動人口保險統籌層次低，地區間政策不統一，保險關系難以轉移接續等是影響流動人口參保積極性的主要原因。

　　流動人口醫療衛生服務供給不足，異地報銷困難。農業戶口流動婦女住院分娩率僅為89.5%，這低于衛生部公布的2008年城鎮居民97.5%的水平;有17.7%的農業流動人口子女未能在流入地得到計劃免疫接種，患病時，只有不到70%的農業流動人口表示會去流入地縣級及以上醫院就醫，有將近 10%的農業流動人口選擇回老家治療。在參加了醫療保險的流動人口中，如果在流入地就醫，僅有26.8%的流動人口表示醫藥費可以部分報銷，64.9%仍需全部自己支付。

　　正在上學的流動兒童中，在流入地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僅為69.0%，流動兒童入讀初中的比例比小學低6.5個百分點，流動兒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存在困難，學籍管理制度是影響流動兒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根據學籍管理規定，流動兒童必須回到戶籍地參加中考，部分流動人口只能把子女送回戶籍地上初中。流動人口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就學是流動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有43%的流動人口把孩子入托和上學的問題列為最需要流入地政府提供的服務之一。

　　社會資源大量匯聚大城市，使得流動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負，在一些大城市調研發現，一些流動人員到大城市后就不愿離開，融入大城市的愿望強烈。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動形成“盆地聚集效應”。《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些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形成對流動人口吸引的“盆地效應”。目前，超量的外來人口，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

　　統計顯示，B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所為，違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 H市已經突破了90%，而S市近10年來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非當地戶籍的分別占到98%、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