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材料1】

　　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總動員和總部署。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論述和新舉措。《決定》中有許多重大理論突破和思想創新，其中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論斷，尤其引人注目。《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材料2】

　　歐洲的古典經濟學很早就開始探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亞當·斯密崇尚自由貿易，強調市場的作用，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進行干涉。他認為，經濟運行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支配，政府應以扮演“守夜人”為天職。

　　時間過去了100多年，放任自由的經濟模式終于在1929年引爆了西方世界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站出來公開反對亞當·斯密，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主張通過赤字財政的方式，增加公共投資，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和普遍失業的問題。應用凱恩斯的理論，美國艱難地從經濟大蕭條走了出來。

　　然而，上世紀70年代彌漫全球的“滯漲”讓凱恩斯主義面臨窮途末路。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指出，政府的過多干預不僅未能促進經濟有序發展，反而擾亂了市場運行秩序，限制了市場的充分競爭。他提出政府不應過度干預經濟的運行，徹底顛覆了凱恩斯主義。他確信，市場的自愿交易意味著激勵協調與自由競爭，而政府干預必然導致利益沖突和壟斷。

　　市場自由發展還是政府干預，也是各國政治家必須做出選擇的一個重要問題。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針對政府財政赤字龐大、通貨膨脹高企的爛攤子，她強力實施了自己的經濟改革計劃：把財政赤字消滅掉、把高福利抹掉、把沒有效率的國企賣掉。總之拋開凱恩斯主義，政府不對市場進行干預，不再當保姆了!大刀闊斧改革的陣痛是難免的，好在英國從此被徹底改變了。

　　上世紀80年代初，出現了一批擁護市場的政治領袖：在英國是撒切爾夫人，在中國則是鄧小平。那時的中國，從蘇聯學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趨于僵化，造成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的低下和人民普遍的貧窮。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階段，鄧小平就意識到，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對經濟搞得不活”。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有一段綱領性的論斷：“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不僅指明了中國改革的方向，而且在傳統管制中分離出一種新的力量——市場。從此，在中國人的視野中，厘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成為決定中國改革進程的重要問題。

　　【材料3】

　　我國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始終是圍繞著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論觀點：

　　一是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全面深化改革要講辯證法，要善于抓住改革的突破口。之所以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因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當下社會反映強烈的醫療、教育、住房、社保等問題，都與經濟發展不夠有關。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經濟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布局中仍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作用。可以說，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基本國情的必然選擇。同時，牽住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牛鼻子”，就能有力促進其他領域深層次矛盾的化解，促進其他領域改革的協同深化，形成強大改革合力，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二是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30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活力，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跡。同時要看到，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是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規則不統一，市場競爭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政府這支“閑不住的手”權力過大，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過多。對市場監管不到位。只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才能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和定型。

　　三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以往的“基礎性作用”到現在的“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卻是根本性的變化。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歷史和理論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經濟學家馮·米塞斯斷言，離開了市場價格，人們就不知道資源的稀缺程度，也就不知道資源怎樣分配才能效用最大。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價格都由市場決定，但資源性產品和部分公用事業價格主要由政府定價，而且定價機制還不完善。總的來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還未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決定》對市場的定位從“基礎性作用”上升為“決定性作用”，說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有了新的提高。顯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決心，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材料4】

　　2013年12月，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和管理研究所副所長銀溫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原因在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1臨重大轉折，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政府主導發展、權力濫用。為此，改革的核心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規范權力。

　　銀溫泉說，就經濟方面來說，我國目前存在資源和環境的矛盾。中國經濟30來年的增長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增長模式，資源消耗很大。

　　2010年，我們僅僅生產全球GDP的9.3%，但消耗的水泥、鐵礦石幾乎是全球消耗量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其他主要的有色金屬，像鉛、鋅、鋁、銅都在40%左右。另一個就是環境問題，中國許多城市出現霧霾，可以說，中華民族在空氣方面已經到了一個危難的時刻。80%的中國江河湖泊斷流或者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沙漠化的土地每年增長都是在3400多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縣或者一個半縣的面積。飲用水安全，不管是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社會方面。也是不可持續。問題很多，主要表現在醫療、教育、就業、收入分配這些領域。

　　比如從教育公平來說，在銀溫泉看來，不公程度在67%，滿意度連50%都達不到。教育不公不僅僅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公，還有規則的不公，比如在北京跟外地，同樣的分，在北京能上到好大學，在外地就未必如此。

　　銀溫泉說，從根本上講，造成這些問題的癥結在政府身上，是政府主導發展、權力濫用的結果。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公司，總理就是總經理，總書記就是董事長，大家一起帶著經濟發展。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帶來了發展，也帶來了問題，就是為了追求GDP的數量往往是不計成本的。這種不計成本、不計經濟社會效益的結果，就是不可持續的。從權力濫用來講，實際上就是不公平，正是因為這種不計代價，導致資源占有的不公，出現暴富階層，造成結果的不公。另外在就業安排、干部制度這方面的不公平，全國很多地方都有表現。這種大的背景促使《決定》出臺，并且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作為改革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