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經濟發展不平衡對大學生就業帶來的壓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態勢，但也出現了結構不平衡等問題，以致帶來經濟高增長與就業增長脫節的矛盾。比如持續上漲的房價，使城市第三產業的培育、轉型、增長緩慢，而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高達0.57，遠高于第二產業的0.3。因此，當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經濟、進出口、部分工業行業(汽車、鋼鐵)成為城市經濟，乃至全國GDP增長的“核心引擎”時，關聯性、內生性工作崗位卻很難被經濟增長帶動，以致出現經濟高速增長而就業崗位卻增長緩慢的現象。

　　4. 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就業壓力。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直接影響到我國實體經濟，從沿海波及內地。企業倒閉，農民工返鄉。外資企業和國有大中型企業開始裁員，至少開始調整和大幅壓縮招聘進人計劃。這使得本來嚴峻的就業問題“雪上加霜”，面臨近年來最冷的寒冬。

　　5. 用人單位的不合理要求帶來的就業壓力。

　　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現實加大了畢業生之間的競爭，就業空間的狹窄為用人單位人為地提高就業門檻提供了條件。有的用人單位設置的招聘崗位，本科大學生甚至大專生已經足夠勝任，但其往往一味地給自己樹“金字招牌”，體現領導在形式上對知識的尊重，紛紛打出“招研究生”、“招名校生”等招牌。有的人為地設置性別、身高、年齡等限制條件，門檻越來越高，致使不少大學生遭遇就業歧視和就業難。

　　6. 大學畢業生的過高期望帶來的就業壓力。

　　現在我們所說的就業難，很大程度上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相當多的大學畢業生存在明顯高于社會現實的期望值，主要體現在薪酬、工作單位和工作區域等方面：一是畢業生期望的薪酬明顯高于用人單位的薪酬定位;二是畢業生在工作單位的選擇上，一般要求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大企業和“三資”企業，對民營和中小企業不屑一顧;三是在工作區域上普遍要求到東部發達地區以及大中城市，而不愿到西部欠發達地區就業。由于大學生就業的期望值過高，既給個人、學校和用人單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三、應對措施

　　國外經驗借鑒：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逐漸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高等教育的普及帶動了畢業生人數的增長，隨之也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引起了西方國家政府的廣泛關注。為了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西方國家摸索出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政府方面，積極引導和促進大學生就業

　　1. 政府直接創造就業崗位。

　　發達國家通常由政府出資，在一些部門創造就業崗位。如法國推行的“青年就業計劃”就是由政府出資，新增一些職業，為失業者提供臨時性的就業機會。“青年就業計劃”的有三類青年人：一是18到26歲的無業青年，二是30歲以下的殘疾青年，三是26歲到30歲無職業且不享受某些失業救濟的青年。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具有兩個特點，即“社會公益性”和“新興或未能得到滿足的需求”，如助老助殘、家庭服務、環境維護、教育輔助、治安輔助、新技術推廣、文體活動以及一些有關的協會。在5年內受雇用青年可享受最低工資80%的待遇，由國家提供財政補貼。據統計，“青年就業計劃”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35萬個。

　　2. 通過財政補貼、稅收等減免措施，鼓勵企業雇用青年失業者。

　　歐盟許多國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給雇用和培訓青年的公司提供經濟補助。例如，意大利的私營企業每雇用一個長期失業青年，國家每月給予60萬至80萬里拉的補貼，補貼期限為6個月。在意大利，企業雇用的失業青年數量占就業青年總數的25%。法國政府也采取一些優惠措施鼓勵企業聘用應屆大學畢業生。對那些聘用應屆和失業大學畢業生的企業，政府在一定期限內對其社會福利分攤金及一些稅收予以免除，并且視情況按聘用大學畢業生人數給予一定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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