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的背景】

　　(1)至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總數為1972萬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下稱2005年版總體規劃)確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

　　(2)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介紹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實際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1246萬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726.4萬人。“目前北京人口規模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北京環境資源的承載極限。”北京市人大代表吳守倫發出警告。

　　(3)2005年版總體規劃指出，“根據預測，在考慮內部挖潛和南水北調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規劃可供水資源量為54.2億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國家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40立方米/年測算，北京的水資源可承載人口約為1600萬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多案例的統計分析，人均水資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現代小康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基本標準，按此標準和可預見的經濟技術水平，北京的水資源可承載人口為1800萬人左右。”這1800萬人的控制目標僅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并不意外——它只不過是為北京“規劃趕不上變化”的長篇故事寫下了最新段落。

　　(4)城市的人口規模與其經濟規模、用地規模有著對應關系。在常住人口達到1972萬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萬美元，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865.9億元，比上年增長10.1%。北京市的經濟增長與房地產業關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產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8.5億元、164.6億元和1973.1億元，占全社會投資比重分別為0.9%、7.6%和91.5%;在第三產業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為1251.6億元，占第三產業投資比重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個百分點。

　　(5)“人口失控”已經延伸到了“交通失控”。

　　2009年12月，北京地鐵開始在早高峰期對5號線的重點站進行限流。此種做法，被迅速推廣至地鐵八通線、13號線。

　　這些地鐵線因承擔在郊區居住的工作人口進城上班的通勤任務，每天都上演著“春運”般的場面。為確保安全，一些重點車站不得不通過建立導流圍欄、改變閘機方向等方式減緩乘客進站速度。

　　盡管如此，早高峰進城方向的地鐵車輛，總是在上游車站就被“擠爆”，沿途車站乘客擠不上車成為一大問題。

　　“北京交通進入最痛苦時期，”當地媒體發表評論。今年4月，北京市政協的調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車時間已由2008年的3.5小時增至現在的5小時;軌道交通不堪重負，5號線日客流量達80萬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遠期預測客流;交通擁堵范圍正由市中心區向外圍和放射線道路蔓延。

　　交通專家發出警告：如果不繼續實行綜合措施緩解擁堵，北京市擁堵指數將接近于“9”(最高為10，最低為1)，整個路網將處于嚴重擁堵的情況。

　　可以預見的是，上述進出城交通的擁堵現象還將加劇——檢討近幾年北京舊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設情況可以看出，這個城市的單中心空間結構仍保持著強大的發展慣性。

　　“2005年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長，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時加強金融商貿等核心經濟功能及其用地調整，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體制》一書指出，“結果必然是中心城經濟功能強化、就業人口和建設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遷，加劇職住分離和潮汐交通現象。”

　　沿北京市軌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樓盤，而不是就業場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國際上鮮有成功經驗。

　　【核心觀點】

　　(1)北京作為首都，其城市功能定位已經確定，為了可持續發展，人口規模不應該也不可能無限制膨脹，否則長此下去勢必損害首都的長遠發展，必須進行合理調控。針對“人口失控”這一困局，中宜教育的戴老師認為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將城市中心區的建設量向外圍新城轉移，避免外圍新城繼續承載因中心區改造被迫外遷的工作人口而淪為巨大規模的睡覺城。只有保護舊城，嚴格控制中心區的建設量，才能產生“擠出效應”，使外圍新城的建設獲得最為充分的支持，城市結構的調整才能順理成章。

　　(2)如何對人口規模進行合理調控?中宜教育戴斌老師認為應該降低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就是要進一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剝離大城市身上一些與生俱來的福利和政策傾斜，真正實現所謂的城鄉統籌發展。只有讓中小城市、讓鄉村都能夠和大城市一樣，共享社會文明的發展成果，而不是讓大城市在福利政策上一枝獨秀。如此一來，大城市的人口擁擠，才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自然緩解。

　　(3)其實，我們應該反思一個角度，為什么在歐美國家，根本不可能出現城市的“人口失控”，而人口失控的局面，會出現于中國等少數國家。對于這個問題，戴斌老師認為不能簡單地以城市化來解釋的。理論上、理想中的城市化是整體性質的城市化，而并非是人口失控的局面。從根源上看，應該是“地區間發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結果，導致了“弱勢地區”的工作機會越來越難得，所以就出現了“必須到大城市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一種“假設預期”。戴老師認為，正是這種“假設預期”導致了大城市的“人口失控”。所以，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和西部區域城市，縮小城市間、城鄉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才是解決大城市“人口失控”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