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的背景】
(1)從“5.12”地震到舟曲救災，從北京奧運會到即將舉行的廣州亞運會，幾年來志愿者們以親歷者的角色參與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事件”。正如這些“大事件”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沖擊一樣，它們也在促使中國的志愿服務事業發生轉折與蛻變。對“當前志愿服務的社會支持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的回答：57.2%的志愿者認為社會各界支持不足，42.1%的人認為群眾對志愿者缺乏認識，33.4%的人認為缺乏政府重視。
(2)中國已經擁有一支超過5500萬人的注冊志愿者大軍：其中主要包括逾2600萬名社區服務志愿者和超過2900萬名青年志愿者。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雷鋒叔叔沒戶口，三月來了四月走”的順口溜，顯示出傳統志愿活動中存有的形式化、短期化等弱點。一個階段，“傻帽”、“不夠進化”曾成為熱心社會公益者的“標簽”。
(3)1987年，廣東成為中國自發志愿服務的發源地之一。這一年，廣州創辦第一條志愿服務熱線“中學生心聲”。1990年“深圳市青少年義務社會工作者聯合會”成為內地第一個正式注冊的志愿服務社團。“大都是大專以上文化”，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志愿者委員會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譚建光在調研中發現，參與“中學生心聲”的志愿者主要是教師，文化程度高、生活安定。深圳第一條志愿服務熱線公開征集志愿者時，報名者也多是文化程度較高、事業相對成功、社會地位較高的年輕人。他在查閱深圳早期志愿者的報名表時曾發現，當時志愿服務的動機非常單純：“因為我有快樂的童年，所以我希望天下人的童年都快樂⋯⋯”、“社會給予了我許多，我也愿意回報社會”等等。
譚建光認為1987至1993年是中國志愿服務“自發探索”階段。這一時期自發組建、自發服務的志愿者隊伍力量單薄、社會影響有限，“但促進了商品經濟社會中的新型友善互助風尚，為黨和國家提供了先行探索的經驗。”
“要統籌而不干預”，譚建光覺得，官方背景濃厚的全民志愿行動并不是壞事，“行政化背后的社會化、形式化背后的生活化”是北京奧運留下的一個啟示。
“也就是借力行政化，形成社會自主力量，依托傳統發力，但又要擺脫傳統的桎梏。”他進一步解釋說。不過，在志愿服務推廣過程中，一些舉措使其看起來并不太“志愿”。比如，免試讀研或者考研(論壇) 加分等。
(4)2008年被稱為中國志愿服務元年：“5·12”地震和北京奧運會見證了中國全民參與志愿服務時代的來臨。
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盧雍政在“中國2008年國際志愿者日”慶祝活動上曾表示：據不完全統計，累計有超過491.4萬位志愿者以各種形式參加“5·12”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工作，170多萬名志愿者直接服務北京奧運會舉辦，近300萬名志愿者參與奧運會主題活動。
他還說，自1993年底團中央發起青年志愿者行動至2008年的15年間，有2946萬志愿者按照團中央頒布的《中國注冊志愿者管理辦法》進行注冊。
而根據2009年10月19日全國和諧社區建設工作會議，目前全國社區志愿者組織已達43萬多個，注冊人數2600多萬人。
(5)在2010年，進入中國不到20年的“志愿者行動”，在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動員起來。200萬名世博志愿者，幾乎占了這座特大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其規模甚至超過北京奧運會。
一個志愿者網絡體系，早在世博會之前就已遍布整個上海。上至上海市文明辦領導下的市志愿者協會，下至居委會的志愿者服務隊，一個由市、區、街道和基層單位組成的三級管理、四級網絡體制已滲透到每一個社區。它優勢在于，可以讓人們在短期內迅速轉換成志愿者。
對一些涉世未深的志愿者來說，“為大家忘小家”的行為一旦被誤讀，都會有種委屈之感。也有一少部分學生志愿者對志愿服務四個字的內涵理解不那么透徹，在志愿中也有些自身價值的考量，諸如求職、出國、豐富簡歷等“需要”。事實上，許多發達國家和外資企業，把是否從事過志愿服務當成衡量一個人綜合素質和品質的一種參數。
志愿者證書的分量并不輕。在一些學校，兩周的世博志愿者工作不僅可以作為實習，也會被算作學分。而這一紙志愿者證書與他們的未來也相關。根據上海最新規定，世博會志愿者工作組織方將鼓勵有關單位在招錄公務員、招聘員工、招生時，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聘用、錄取有良好志愿服務表現的志愿者。這或多或少體現出政府對志愿者的態度。
【核心觀點】
(1)志愿者只有在志愿服務活動中不斷獲得幸福感，才能夠堅定而長期地從事這一事業。正如人們所知，由于連續舉辦大型活動以及接連出現的自然災害，中國的志愿服務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借力行政后，如何形成社會自主力量，乃是今后中國志愿服務的主要挑戰。在這個蛻變的時期，志愿者的幸福指數不僅將關乎中國志愿服務的質量，也將關系公民社會的成長與成熟。
(2)行政主導是中國志愿服務產生和初步發展的基礎。這是因為，與西方國家經過幾十年、上百年孕育公民精神、自發形成志愿服務精神不同，中國在短短不到30年間就不得不面臨社會轉型產生的社會服務、福利需求，要使群眾從國家福利的“搖籃”中離開后立刻就成為志愿服務的實踐者，具有相當難度。換句話說，西方的志愿服務是在漫長歷史時期中，圍繞公權博弈的結果。市場的力量塑造了公私權利的邊界：政府能夠做什么，哪些需要由私人和半私人機構提供。這也是公民社會的特征：現代公民應該獲得何種權利，又應該為社會付出何種責任。
所以，公私權利博弈的結果不只是公民應獲得何種權利，也包括他應該承擔何種義務。正如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由于轉型期的巨大沖擊以及迅即到來的多元化社會，中國人還很難適應現代公民的責任感和道德感。政府在此過程中、特別在早期必須承擔“保姆”的角色。
(3)志愿精神是一種自愿的、不為報酬參與推動社會進步和社區發展的精神，當越來越多的人以很私人化的方式加入到志愿服務的行列時，就會折射出整個社會文明和人文品質的光芒。
(4)與整個社會大勢一樣，如何在這樣一個轉型期更好地處理自己的角色是政府面對的主要問題。應該說，政府在今天仍需要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各種制度和秩序上。應該說，無論建立何種機制，志愿服務的制度特征都應該是：使志愿服務在推進安排、組織實施、后續評估等方面有章可循。這些規章所體現出的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推進志愿服務，而不是出于利益控制。
在激勵機制上，志愿服務本是一種利他、自愿的活動，不需要任何立即回報。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志愿者不該有任何回報。這種回報主要不是直接的物質回報，而是以綜合性、間接性和長期性的多種形式體現出來。
(5)一直以來，我們都用精神鼓勵的方式提供回報。但實踐證明，非精神鼓勵不僅可以為志愿者提供動力，也符合志愿服務精神。比如通過評價志愿服務活動，使志愿者得到某種技能培訓，反過來促進志愿服務。
利用不同志愿服務主體提供的志愿服務來促進志愿服務事業。像“公益銀行”制度中的支持單位和志愿者就是不同的志愿服務提供主體，通過不同服務內容形成良性循環。
對志愿者的獎勵不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而是體現社會對志愿服務行為的肯定和鼓勵。這些方式可以通過規定和社區約定等方式長久確定下來。這些維持志愿服務整體良性運行的制度和機制，就是政府在這項事業中最為重要的任務，而其根本也是彌補國家職能的缺憾和不足。
(6)社會志愿者的發展離不開“專業化”的思路。中宜教育的戴斌老師認為，我國其實擁有“足夠多”的熱心“參與者”。但是在參與的背后，常常伴隨著各種各樣的“束手無策”。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除了公益的理念存在著巨大的缺失之外，在專業性地志愿工作面前，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個完善的組織或部門對志愿者提供有效且專業的培訓。戴斌老師認為，恰恰因為“不專業”，使得很多志愿工作缺乏較大的效果。缺乏較大的“效果”，自然就會缺乏足夠的“公益成就感”。而志愿者的參與動機，往往并非“物質層面”的“公益回報”，而是參與公益、志愿活動之后，所獲得的“公益成就感”，讓他們獲得心靈上的滿足。恰恰是這一點，往往被眾多專家、學者們所忽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