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的背景】
(1)2010年09月28日，中國第八次公民科學素質調查顯示，到2010年，全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比例為3.27%。這個數字意味著，每100人中，僅有3人具備基本公民科學素質。
(2)“來科技館主要就是陪孩子玩，我都這么老了，上這兒玩什么呢!”中國科技館入口處，孫女士說。中秋節放假期間，她想讓孩子從繁忙的作業中抽身出來放松一下，同時又可以增長見識，而去科技館無疑是最佳選擇。
孫女士的兒子小文是北京市精誠文化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小文第一次來科技館，看到大量新奇的展品，又開心又好奇，不停地問孫女士。“獅子座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兒?”“那個機器人是怎么才能跳舞的?”“這兒的高壓放電為什么電不死人呢?”孫女士盡量回答著小文的問題，但時常被兒子問得語塞，只得參考展品介紹或是求助科技館的工作人員。
科技館一游，增長知識的不只是小文，還有孫女士——“我兒子一進來就問這問那，其實我對這里面的東西也不太懂，來之前我還以為自己挺懂科學的。”從科技館出來，孫女士有些尷尬地說。
眾所周知，科學素質是公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人在社會生活中參與科學活動的基本條件。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學技術知識，掌握基本的科學方法，樹立科學思想，崇尚科學精神，并具有一定的應用科學處理實際問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即所謂的“四科兩能力”。具體來說，科學素質包括掌握科學知識的多少、理解科學思想的深淺、運用科學方法的生熟、擁有科學精神的濃淡、解決科學問題能力的大小，綜合表現為學習科學的欲望、尊重科學的態度、探索科學的行為和創新科學的成效。
科學素質調查是從美國開始的。1979年，當時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公眾輿論研究所所長的米勒教授開始嘗試在美國國家公眾科學素質的連續調查中建立對美國成年人(18~69歲)的科學素質評估體系。我國從1992年開始，通過抽樣問卷的方法，幾乎每隔兩年都要進行一次國民科學素質調查，到今年已經是第8次。國內的科學素質調查基本上沿用米勒教授建立的科學素質評估體系，從科學素質調查的國際標準題庫中選擇試題，同時根據我國近20年的調查經驗，增加了一些更適應中國本土情況的試題，可以相對客觀地測量出我國成年人的科學素質狀況。
您聽說過“酸雨”、“DNA”、“納米”和“通貨膨脹”嗎?如果您聽說過這些名詞，對它們有哪些了解?“地球的中心非常熱”、“電子比原子小”、“光速比聲速快”、“抗生素不能殺死病毒”、“我們呼吸的氧氣來源于植物”、“嬰兒的性別由父親決定”……你能判斷這些觀點是對是錯嗎?記者拿到最近的科學素質調查問卷，發現在具體調查中，“科學”并不是供在神壇上，而是通過一道道生動的問題來體現。“這個調查看著挺有意思，并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枯燥”，孫女士看過這些題目后說。
(3)中國科普研究所科學素質研究室的研究員張超坦然，判定一個人具不具備基本科學素質，是由調查所體現的三個方面的內容決定的：公民對科學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來源，公民對科學技術的態度。
“調查是對這三方面取一個交集，每一部分都要答對到一定的比例。例如‘公民對科學的理解’部分有16道題，答對10道就被認為是合格的，三個方面都合格了，就可以說測試者具備了基本科學素質。”張超介紹說。
但是也有一些題目是有一票否決權的，比如在測試“公民對科學技術的態度”時，有一道題：“你是否根據生辰八字算過命以及您對算命的看法”，如果選擇“曾經算過認為具有一定的科學性”，那么，即使他的其余問題全部答對，這個人仍舊不能算是具備公民基本科學素質。
(4)2007年的調查數據表明，《科學素質綱要》的重點人群中，領導干部和公務員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為10.4%，城鎮勞動人口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為3.0%，而農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僅為1.0%。
調查結果表明，公民科學素質城鄉差別很大，城鎮居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比例為3.6%，遠遠高于鄉村居民的1.0%。而不同經濟發展地區公民的科學素質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其中，東部地區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比例為3.9%，中部地區為1.8%，西部地區為1.3%。
張超向記者介紹說，從總體規律看，學歷高的人一般具備較高的科學素質水平，但由于我國人群差異和地區差異比較大，也會出現學歷高但科學素質較低的情況。“在我們的調查中，還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其科學素質還不如農民。從科學素質定義的角度上講，這是‘授之以魚’還是‘授之以漁’的問題。國際科普理論學者也認為，掌握科學方法才是科學素養中最重要的內容。”
我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已經進行了近20年。根據《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2011-2015年)》(征求意見稿)中的數據，到2010年，全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比例達3.27%，這個數字在2007年是
2.25%，在2003年是1.98%。
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公民科學素質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眾達到基本科學素養水平的比例就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為3%，1992年，歐共體的比例為5%。而美國在2000年時，公眾達到基本科學素養水平的比例已經高達17%。
與2001年歐盟15國、美國、日本進行比較時，在對科學知識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國名列最后。在對科學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國也幾乎排名最后。
(5)專家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中國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導致科學素質總體偏低。同時，中國也缺乏專業的科普人才。目前，承擔科普重任的主要是一些科技館、博物館，但在農村地區，往往缺乏這樣的條件。而許多科學家不僅自己不積極做科普，對于科學傳播的態度也不積極。
中科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團長鐘琪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員退休，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從事科普工作。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繼續出科研成果的時候，可能沒有時間、精力。而且，現在社會上有個認識上的誤區，瞧不起科普，認為科研人員從事科普“沒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
“實際上，這是關系我們民族未來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難出名，很難獲利，但對社會的貢獻卻很大，沒有人做科普啟蒙教育，未來的科學家從哪兒來?”
盡管我國公民科學素質發展起步比較晚，但近幾年，國家對提高公民科學素質越來越重視。2001年，國務院批準了中國科協關于在我國開展“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的建議，并委派中國科協牽頭，聯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個部門，共同推進這項超長期宏大計劃的實施，力爭到2049年共和國建國100周年之際，在我國實現“人人具備基本科學素質”。
“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差距是數量級的差別，科學素質到一定的階段，也就穩定了，而我們正在處于上升期。調查的目的不是比較高低，更主要是把調查數字還原到其他國家當時的發展的背景下。譬如美國，在公民科學素質為3%時，社會是怎么樣的一個背景，有什么相應的措施，對我們有什么借鑒意義。但具體怎么提高和促進公民科學素質，還需要更多、更扎實、更長期的努力，需要政府各個部門來支持。”張超說。
【核心觀點】
(1)與咱中國“翻跟頭”式增長的GDP數字相比，公民科學素質的相關數據低得令人意外。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種現象折射了時代通病，是被時代向前飛奔的腳步落下和遺忘的，更是人們基于現實的利益選擇。中宜教育的戴斌老師認為，“科學素質不值錢”，是知識無用論烙在公民科學素質上的陰影。國人一直以來都存在“功利化心態”。認為不能“變現”、“賺錢”的東西都是“無用之物”。另外，近年來的“大學生就業難”，也加劇了“讀書無用論”，試問如果連一個掏糞工崗位都會引來數百名大學畢業生競聘，群眾怎么相信“科學素質的重要性”?
(2)從另一個角度看，科學本身確實有盲區，即科學并不能“解釋一切”，迷信因此有了生存空間，特別是官員們的迷信更具帶動效應。如此看來，我國公眾的科學素質低只是表象，在其背后可供探討和解決的問題并不簡單。而要不斷提升科學素質，避免迷信“張悟本”、“道士李一”等等荒唐鬧劇再次上演，也絕非加大科普宣傳力度那么簡單。
(3)雖然，不少人認為造成“公民科學素質低下”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中國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這才導致了“科學素質總體偏低”。同時，中國也缺乏專業的科普人才。但是，戴斌老師認為，這并不全面。公民是否具備基本科學素質雖與受教育程度有關，但并不一定就能劃等號。就如同之前戴斌老師在前期的熱點剖析中談到的“李一事件”，很多高學歷的人同樣“相信李一的謊言”。而且，科學素質調查中，有些研究生學歷的人，科學素質還不如農民。顯然，科學素質不能與學歷、職業簡單掛鉤。
(4)中國公民科學素質低，某種程度上是應試教育的惡果。中小學生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對象。但在高考指揮棒的作用下，中小學教師把教學大綱奉為圣經，絲毫不敢越軌，哪里有空對學生進行科普教育。而背負著沉重學習壓力的中小學生，每天的作業都做不完，當然也沒時間看科普書籍或科普影視節目。等到了大學，雖然學習壓力減輕了，卻又面臨找工作的煩惱，哪有心思去提高自身的科學素質。因此，中宜教育戴老師認為，應該大力推行“素質教育”，讓學生甩掉沉重的書包，也激發他們學習科學的興趣，培養創新精神和動手能力。
(5)推進素質教育，應該在傳統教育中加大科普宣傳教育的比重，把科學素質測試列入升學和選拔人才的考核內容。一旦科學素質測試和中、高考及各種人事考試掛上鉤，原本不受相關部門和社會重視的科普工作立刻會成為“香餑餑”，備受推崇不說，科研人員從事科普的積極性也會大為提高。當然，對各級政府和科協的科普工作“考核力度”也應相應加強，考核應更注重“實際科普效果”，而不是簡單地記錄所謂的“科普活動日記”。
作者：中宜教育國內考試研究中心教研組組長 戴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