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史家楊奎松所言，建國以降才是晚清之后真正的全盤西化(其實質是全面的蘇聯化)的開始，也是不斷摧毀這個社會各種大小共同體的開始，而這些共同體，無論是廣義的儒釋道，還是外來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及其創辦的各種醫療、教育、慈善機構，或遍布各地的各種同鄉會館等，在革命政治的邏輯下，都成了封建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象征。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生了一系列撤銷、置換、壓抑和清除各種社會共同體的運動。人是懸掛在意義之網上的“蜘蛛”，當維系生命意義的網絡被連根拔起之后，當個人信托的共同體灰飛煙滅之后，尤其是當灌注了傳統為人之道的讓人敬畏和謙卑的文化系統被粉碎之后，人唯一可以信托的就是政治組織這一巨無霸了。

　　于是，傳統中國社會空間和人生意義等的多元化都被徹底改變，政治不僅是公共領域的眾人之事，也深深滲透到私人生活領域甚至每個人的內心。史家王汎森所言“私人生活領域的高度政治化”，正如哈貝馬斯所言資本主義社會“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一樣，都在全面摧毀家庭領域的溫情，當“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斗爭哲學延伸到夫妻、父子、兄弟等原本靠愛情、血緣維系的私人領域時，自然就瓦解了社會最基本細胞的存在的穩定性與正當性，親人之間自然就變得像熟悉的陌生人，甚至出現同床共枕的臥底!文革十年會發生那么多違背倫常的悲劇，皆因倫常之上有“真理”、親情之外有政治。

　　更致命的是，這套崇尚革命大義的政治文化，在時間流變中呈現出來的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雙層文化結構——公共空間里道貌岸然的政治話語，與私底下精心算計的“革命功利主義”并行不悖;某些政治人物走馬燈似地你方唱罷我登場，更是徹底撕毀了普通人對政治的神圣感，雖然他們被暴力或利益脅迫著在公共場合表達“脆弱的忠誠感”，

　　當每個人都在言說自己并不信任的真理時，這真理就像廢紙一樣。但人們因為慣性或恐懼或利益，仍會選擇茍活在一種虛假的公共生活中，只是他們已不再信任自己了。可見，“生活在真實中”對于道德和文化重建是多么必要。

　　古人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那個荒唐年代中政治文化的表演性和某些政治人物的雙重人格，其實在最大程度地毀滅公眾和社會對道德的基本信任，被那個時代裹挾的民眾，依舊生活在一種巨大的焦慮與不確定感之中。如今反思中國社會的道德重建和信任重塑，我們不得不回到那個將人的常識、常情、常理操弄得面目全非的十年，也不得不讓一切帶有體溫的記憶在公共領域自由呈現出來，進而讓一切歷史真相和人性掙扎呈現出來并凝聚成道德的共同體。

　　沒有真相的觸動，哪來寬恕與和解?團結一致向前看，切忌成為搗歷史的漿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