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人性的重建、信任感的重塑，必須追溯到20世紀中國革命政治的歷史傳統，以此來反思當下社會信任和道德重建的可能資源

　　近讀《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這部新書中收錄了文革初期作者寫給組織的《交代我的社會關系》，該文自述：“61年冬，江華(統戰部官員)還叫我和沈志遠做過一批從北京出來視察的全國人大、政協委員的‘工作’，他們之中有大右派費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華指派沈志遠找費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關照要請他們吃飯，和他們多談談，我就請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樂部吃飯。以后，也把詳細的談話內容書面匯報。”徐鑄成乃民國《大公報》報人，后又創辦《文匯報》，他所記錄的這番情景，與章詒和《臥底》、《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所回憶的情境何其相似!原來，敘舊在某種堂皇名義下也是一種工作形式，更是一種自我贖罪的方式——溫情脈脈的推杯換盞，隱含的是刀光劍影的刺探玄機。

　　疑惑油然而生：一向崇尚“民無信不立”和“一諾千金”的俠義文化的中國社會，文革中何以會淪為一個將背信棄義當作革命大義的叢林社會?文革又是怎樣將這些踐踏人倫底線的背叛、告密等行徑正當化和普遍化的?

　　近年出版的一些回憶性著作與研究性著作，恰從不同視角提供了解讀線索，比如徐賁教授整理的其父文集《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該書記錄了蘇州中學紅衛兵運動的種種表現;北島等編輯的《暴風雨的記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翻譯家巫寧坤的《一滴淚》及其女巫一毛的《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高爾泰《尋找家園》、楊顯惠《尋找夾邊溝》……這些著作以及新近出版的麥克法夸爾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譯本等，都從不同層面揭示了向來推崇中庸之道的中國社會，是如何在某種強力操縱下走向全民癲狂;在這個過程中，付出的最大代價之一，就是信任感的蕩然無存——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成仇，師生可以翻臉，賣友可以求榮且“政治正確”。

　　為何當下中國像一個不少人以鄰為壑的叢林社會?“溫良恭儉讓”的中國傳統到哪里去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古道熱腸到哪里去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禮崩樂壞”局面，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市場經濟，市場雖然在刺激人的欲望，但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是契約型的法治經濟，它恰恰強調以制度和共識為基礎的陌生人之間的互信互利。

　　在我看來，道德和人性的重建、信任感的重塑，必須追溯到20世紀中國革命政治的歷史傳統，以此來反思當下社會信任和道德重建的可能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