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和朋友聚餐，席間聊到貝克漢姆北大見面會一票難求的事情，有人向我和另外一個也在校學生會做過部長的朋友發問：“你們是不是可以直接要到票啊?都是權貴嘛!”其他人會心應和，我卻不由得尷尬：雖然我沒這樣做，但如果我去伸手，也許真的可以不必排隊就拿到票。

　　在很多大學，學生們都把在學生組織里擔任比較重要職位的人稱“權貴”，這叫法半戲謔半認真。戲謔在于，學生干部手上都沒多大的“權”;認真在于，這些學生干部由于職位關系，總能在需要的時候找到熟人求個方便，而“要票”就是我們的“特權”之一。

　　在我看來，這種校園“特權”與我們常指責的種種社會特權并沒有本質的區別。校園“特權”所求取的利益固然并非價值不菲，但它與其他特權一樣，都不惜以違背公平的基本原則為代價，來達成特權之間的“利益交換”。它出現在本該純潔美好的大學校園里，更應讓人感到擔憂。早熟的學生干部們過早地嘗到了“特權”的滋味，這使得他們日后更可能會極力追求真正的特權，而看到這種“特權”好處的其他人，也更有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這種特權。而且，更多的“無權者”對此習以為常，不敢或不想對此進行反抗。

　　最根本的憂心與震驚或者是這樣的事實：原來我們平時呼喚要解決的“特權”問題，早已植根于校園之中，而我們所痛惡的社會上的官僚特權意識，往往從進入社會之前就已經萌芽。這不得不說是整個大學教育與社會的悲哀。

　　大學本該是知識圣殿，是學生人格與價值觀養成的理想王國，是社會里最重要的精神圣地。一個人的世界觀與道德觀往往都在大學期間迅速地發展、成型，而這些價值將指導其一生的行為與選擇，因此大學除了傳授給學生專業知識之外，更應教會他們該持有怎樣的道德品質、家國理想，如何做一個正直、善良、有益于社會的人。無論如何，大學都不應當成為一個培養“特權意識”的地方，不該成為“特權追求”的演練場。一旦大學精神不幸失落至此，它將影響的就不只是一部分，而將是一代青年人。這種影響將在這些人心中根深蒂固，并進一步滲透成為社會的文化與氛圍，最終成為任何人都難以逃開的社會要求，造成整個社會精神的淪陷。

　　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許就是好的開始。我慶幸的是，盡管我自己也曾向這種“校園特權”妥協，但還沒自得麻木到覺得享有“特權”是一種“理所應當”，我還保有猶豫、糾結的能力;我的身邊也尚有一些人并未“習以為常”，還愿意發聲，愿意為維護公平盡自己綿薄的力量。我希望的只是，身邊的這種“不滿”會越來越多，并能化為一種集體的力量與行動，共同改變這種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