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前后，有兩則新聞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版。一則是香港特區政府自3月1日起實施嚴格的奶粉出口新規定，每人每日限帶兩罐奶粉出境;另外一則，是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楊剛在接受采訪時稱：國產奶粉的標準不低，甚至有些標準要高于國外，并舉例說：“我親戚朋友家中的小孩90%以上都吃國產奶粉”。

　　看到這兩則新聞，我相信家有幼兒的年輕父母們，會感到五味雜陳。自2004年安徽阜陽大頭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發以來，公眾對國內奶制品企業的信任程度直線下降，對政府在奶制品安全監管方面的工作表現深感失望。隨后，層出不窮的問題奶粉事件，幾乎摧毀了公眾的神經，國產奶粉幾乎成為毒品的代名詞。

　　于是，“恐奶”情緒四處蔓延，有條件出境的人們，紛紛到境外采購“洋奶粉”;沒有條件出境的，不惜高價購買走私奶粉，而毗鄰大陸的香港，自然成為搶購奶粉的首選之地。在一波又一波搶購浪潮沖擊下，香港奶粉供應出現緊張現象，促使特區政府出臺了嚴厲的限購令。

　　誠然，公眾對國產奶粉質量問題的擔憂，不免有幾分過度和夸張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擔憂，至少反映出監管部門公信力已經明顯下滑。自阜陽大頭奶粉事件算起，至今已有九年時間，在這漫長的九年時間里，監管部門未能拿出強有力的舉措，來提升國產奶粉的質量，重建公眾對國產奶粉的信心。

　　而公眾看到的，是奶粉事件中被問責的官員們或快或慢，或明或暗地復出，重新擔任高官要職。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原市委副書記、市長翼純堂于2009年3月被撤職，兩年后又以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身份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國家藥監局食品安全協調司原司長孫咸澤，于2009年3月被記過，三年后又以國家藥監局副局長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顯然，在監管部門看來，毒奶粉只是官員們仕途上的一個不大愉快的小插曲，暫時摘掉他們的烏紗帽，只是舍車保帥式的策略而已。等時間沖淡了公眾關于毒奶粉的痛苦記憶之后，官員們再悄悄復出。溫家寶總理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這句話顯然被總理的部下們拋諸腦后。

　　在“一切以烏紗帽為中心”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監管部門對奶粉問題采取了漠視和回避的態度。在楊剛副局長充滿自信的論斷中，我們很難看到監管部門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方面是乳業丑聞不斷，公眾對國產奶制品信心崩盤，一方面卻是監管部門急于自我表揚，自吹自擂;一方面是公眾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卻是監管部門自信滿滿。

　　在國產奶粉問題面前，我們看不到監管部門知恥后勇、亡羊補牢，用強有力的措施來提高奶粉質量、重建公眾信心。相反，我們看到的是，監管部門屢次試圖用自我表揚的方式，來渾水摸魚、金蟬脫殼。如此一來，本不復雜的奶粉問題，就真的變成了無解的難題。

　　古人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說提高奶粉質量、重建公眾信心是一次萬里長征的話，那么監管部門學會自我批評、自我反省，就是萬里長征要邁出的第一步。

　　希望監管部門多向香港同行學習，盡快從自我表揚的沉醉中清醒過來，拿出對baby負責、對公眾負責、對民族負責的態度，多一些自我批評、多一些自我反省、多一些自我鞭策，讓父母們買上放心奶、讓孩子們喝上放心奶，也讓香港人民不用再擔心奶粉被大陸同胞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