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無視紅綠燈，在路口湊夠一撥人就走，這種置交通法規于不顧的“中國式過馬路”由來已久。日前，繼浙江等地嚴查行人闖紅燈的違法行為之后，北京市交管部門也表示將依法查處此類行為(據4月9日《新京報》)。

　　這些年，社會所遭遇的“中國式煩惱”，看起來很多是道德層面、制度層面的糾結，但從根本而言，與某些領域有法不依違法不究有很大關系。具體到“中國式過馬路”，國家層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各地的具體實施辦法，對行人違法都有明確規定，根治“中國式過馬路”并不存在無法可依的問題，而是執法部門在落實過程中出現了偏差。

　　法是最低的道德。如果在“最低道德”層面都難以廓清是非真假、難以懲惡揚善，整個社會的信任與秩序就容易出現問題。既然法律已有明文規定，公民守法與相關部門執法就不應有時空界限，在整個國家范圍之內，地不分南北，時不分今明，人不分老少，均有守法之義務，執法部門則應嚴格執法，做到違法必究。

　　一方面，從時間上看，執法者對“中國式過馬路”的違法行為不能搞運動式執法。如果以抽查的形式執法，就會讓人們產生不公和僥幸的想法。當這樣的想法成為慣性，就會阻礙人們形成良好的交通意識。因此，只有長期嚴格執法才能讓人們感受到法律的紅線不能碰，使公民逐漸養成文明通行的習慣。

　　另一方面，從空間上看，法律已規定行人闖紅燈是違法行為，各地執法部門就應該嚴格執法，不能各唱各的調，此地嚴格依法處置，彼地卻無動于衷，放任不管。前不久浙江一位因違規闖紅燈被處罰的行人就振振有詞地說:“我在別的地方闖紅燈怎么就沒事，到了你們這里就被處罰，我以后再也不來浙江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黑色幽默，正是因為在依法根治“中國式過馬路”過程中沒有全國一盤棋，各唱各的調，此緊彼松，使法律的權威大打折扣。因此，在必要的時候，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對各地根治“中國式過馬路”的執法活動進行統一協調甚至執法督察，以確保相關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執法有難度并不能成為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借口，正是一次次對違法行為的放縱，才會導致公眾有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因此，根治“中國式過馬路”必須全國一盤棋，以嚴格執法的實際行動讓那些習慣闖紅燈的行人不敢違法。同時，政府職能部門也需自查管理漏洞，改善通行條件，加大宣傳教育，避免因管理不到位而迫使行人闖紅燈的現象發生，在行人不敢違法的同時也不愿違法、不能違法，讓“中國式過馬路”徹底失去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