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稱，今年5月，國家發改委審批的項目只有4項。這與去年5月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國家發改委審批的項目總數多達239項。今年5月與去年同期相比，審批項目的減少高達98%。

　　發改委審批項目大幅度減少，與今年宏觀經濟政策出現的重大調整有直接關系。去年的這個時候，面對經濟增速減緩狀況的露頭，中央政府提出了“穩增長”的目標，而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便是像以往一樣擴大投資，以此來對經濟運行形成刺激，國家發改委這個行政審批的“大本營”自然要忙碌起來。今年，雖然經濟增速趨緩的現實壓力依然存在，但中央政府在繼續堅持“穩增長”目標的同時，還提出了簡政放權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門限制審批權。自今年3月新一屆政府組成以后，國務院努力推進簡政放權，并且于5月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發改委項目審批大幅度減少與此有直接關系。其實，不僅是發改委，中央政府幾乎每一個對口部門，最近幾個月的行政審批數量相比去年同期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部分行政審批事項，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行動。我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以投資擴張為引擎，而當政府對這種增長模式產生依賴時，就會很自然地把行政審批權當作“法寶”來運用，政府握住了審批權，就等于握住了GDP增長的命脈。這種行政審批下出現的GDP高增長就像一個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短期看能夠在賽場上創造出好成績，但時間一長，各種問題就暴露了出來。最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遭遇了重大挑戰，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氣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但是，已經形成的國有企業在經濟運行中的優勢地位不能削弱，民營企業等其他經濟主體難以發揮作用，轉型顯得十分艱難。只要這種局面不改變，市場活力就不可能得到釋放，經濟結構轉型也就很難見效。

　　從國家發改委最近幾個月來大幅度減少審批事項來看，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簡政放權的決心是堅定的。但是，在積極推進簡政放權的過程中，有關部門還應注意這樣一個問題：中央政府將一些原來的行政審批事項下放到地方以后，是否會形成地方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審批權力強化?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么它僅僅是減少了地方上往北京跑項目審批的麻煩，而地方政府同樣可以利用這部分下放的審批權力，將其傾斜于地方上的國有企業，這樣一來，通過簡政放權釋放市場活力的目標就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目前，GDP雖然不再是“指揮棒”，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本地區投資擴張依然熱情高漲，因此，地方政府如何運用好從中央下放的這部分審批權力，是一個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

　　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絕不是讓中央政府的有關部門當“甩手掌柜”，什么都用不著管了。政府事前審批的“手”放松之后，還需要解決重復建設、市場壟斷、產能過剩和無序競爭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要讓事中、事后監管的“手”硬起來，通過經濟和法律手段，產業政策、技術標準、信息引導等途徑實現對投資項目的有效調控。政府需要采取更為有效的跟進和配套措施，積極創新管理方式，嚴格進行監管。特別是對一些明顯有問題的項目，要采取斷然措施，該叫停的堅決叫停，而不能因為審批權已下放而放任不管。

　　簡政放權之所以會成為政府近期大力推進的一個目標，這是因為政府權力過于集中，已經不再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砝碼，反而成為經濟良性運行的一道梗阻。但是，取消或者下放行政審批事項，不應該是簡政放權的終極目標，而是釋放市場活力，擴展經濟可持續增長積極因素的必要程序。從這一點來說，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類似國家發改委這樣曾經大權在握的政府部門項目審批數量的減少，更要看到的是通過這種行動，我們的經濟運行格局是否出現了期待中的積極變化。很顯然，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不僅是中央政府需要努力，地方政府更需進行職能轉變，尤其是在得到由中央政府放下來的行政審批權后，如何運用這種權力，已經對它們構成了現實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