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臘月的春》是一部僅投入200萬元的小成本影片，平實地講述了一個發生在甘肅貧困農村的“雙聯”故事——市級機關青年干部劉為民到農村基層貧困戶臘月家扶貧。影片為普通農民和干部傳神寫貌，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落到了實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影片以審美方式成功地踐行了這一要求。臘月的“孝”和“仁愛”，劉為民的“忠”和“慈善”，爺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及馬縣長的“重民本，守誠信，求大同”，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在“雙聯”故事的敘述中水乳交融。影片珍視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和基本國情，展示出一條有著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

　　因此，《臘月的春》雖然在藝術上尚有升騰的廣闊空間，但在當下卻尤其值得稱道。這樣的影片，卻因沒有高票房預期而難上電影院線，難與廣大觀眾見面。“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產生的影片，卻不能讓“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徹底落到實處。一個繞不過去的嚴峻難題是：這樣的值得向廣大觀眾推薦的影片卻難上電影院線，難與廣大觀眾見面!究其緣由，是沒有高票房。這個嚴峻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遭遇《臘月的春》如此境況的還有許多作品。榮獲中國電影“寶雞獎”，即中國電影最高學術獎的“最佳故事片提名獎”的優秀影片如《額吉》《愛在廊橋》等，都享受過“一日游”甚至“一場游”的“待遇”。一生緊系電影情緣的著名導演吳天明，臨終前的最后一部傾心之作《百鳥朝鳳》，直至斯人瞑目也未進入電影院線。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曾深刻分析過，一切資本運作的最大原則概莫能外，都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審美的最佳境界是超功利”。筆者認為，對票房應有清醒態度。據調查，時下的票房主要對象集中在20歲左右的群體。“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當然不是僅指這一群體。因此，我們還是應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民族獨特的電影發展道路，堅守中華文化倡導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電影審美觀和價值觀，這是最為緊要的無價之寶。當下，我們切莫為了百億票房，而在不知不覺中拱手交出了中華文化的電影審美權和道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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