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目前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淪為“點招”通道。盡管教育部已經明令禁止“點招”，但一些高校仍然會留出少量機動招生名額，對教職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實行特殊錄取。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給高校捐資便可成為“校董”，獲得相應的“點招”指標。這個名額可以給自己的孩子、親屬用，也可以送給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員。

　　有評論認為，留出機動招生名額，分給教職工子女或“校董”。作為社會資源的大學招生名額，就這樣淪為高校管理者的私產，乃至可以自用，可以兜售!當高校放棄了對于道德清譽的追求，轉而去攫取世俗化的經濟收益，注定會失去自我凈化的自覺，久而久之，做出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

　　“點招”交易，招生權的露骨套利

　　花樣繁多的“里應外合”，正在蠶食著高招的公平正義。圍繞大學的入學資格，各方勢力暗地巧取豪奪，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就這樣，原本“標準唯一”高校招生，在權力、金錢的合圍夾擊下，悄然發生了沉淪。直至“校董捐錢換指標”的丑聞曝出，公眾方才見識到，其間露骨交易墮落之深……當以“高考”為核心的學位競爭體系，支撐起多數人進取的希望，“特招”、“點招”等無可救藥的游戲后門，勢必動搖那些最普遍的脆弱人心。

　　早被嚴禁的“點招”，現實層面卻頑固存活。剛性規則在自上而下的傳遞過程中，似乎發生了顯而易見的效力遞減。就這樣，校方依舊我行我素，點招幾乎未有任何顧忌。灰暗而堅固的利益同盟，消解了“一紙禁令”所要伸張的正義。于是，一面是三令五申所允諾的虛幻圖景，一面是真實世界上演的一切如舊，兩種迥然不同的價值選擇，自此分道揚鑣、越走越遠。前者用來應付“多數人”的悠悠之口，后者則迎合“少數人”的隱匿需求。

　　教育部門雖明令“禁止點招”，卻沒有必要的查處力度和頻度來支撐，注定會陷入言行相悖的尷尬。執法時的寬松尺度，無異于縱容了高校將“點招”繼續到底……而除此以外，此事的另一癥結在于，“招生權”在校方與職能部門間分配失衡。招錄過程中，高校在一些關鍵環節握有太多自主變通的權力。久而久之，難免將之變現、用以謀利。這其中，“校董捐錢換指標”，便是大學變賣招生權撈金最極端、最直白的套路。

　　留出機動招生名額，分給教職工子女或“校董”。某些大學簡直就像理性經濟人一般，充斥著極端的利己精神，以及追逐利益的滿滿欲望。作為社會資源的大學學位，就這樣淪為高校管理者的私產，乃至可以自用，可以兜售!當高校放棄了對于道德清譽的追求，轉而去攫取世俗化的經濟收益，注定會失去自我凈化的自覺，久而久之做出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經年累月，極度扭曲的校園治理結構，或許已經摧毀了不少從業者最后的恥感。

　　大學管理者，丟失了對正確價值的追求，而是千方百計地逐利、分利。這一切，掩藏在“財政投入不足、教職員工待遇過低”等說辭下，曾經一度獲得了相當多道德同情。只是，任何群體的利益訴求，都不能凌駕于全社會的公義之上。大學的生存困境，從不應以迎合權貴、傷及平民的方式獲得補償。堵住“點招”后門，固然要強化執法監督的強度，然而更重要的，顯然在于恢復大學從業者的自我認同以及職業信仰，而不再是一副貪婪的市儈模樣。

　　節操碎了一地，如何一一撿起，注定任重道遠。

　　警惕高校“點招”淪為集體腐敗

　　高考本該是一場公平競爭，高招本該“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然而“點招”卻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錢”游戲。一些高校對教職工子女實行特殊錄取，這是“拼爹”;一些校董花錢為子女“購買”招生名額，這是“拼錢”。雖然“點招”比例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猶如一顆毒瘤，不斷侵蝕著公平正義的肌體。這種丑惡的招生方式是對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對社會正義的粗暴踐踏，是對世道人心的殘忍傷害。

　　蔡榮生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受賄似乎是一種個人行為，“點招”似乎是一種個人腐敗。實際上并非如此。如果不是高校留出機動招生名額，如果不是高校無視教育部禁令暗地里搞“點招”，負責招生的“蔡榮生們”就沒有那么多機會受賄。實際情況是，“點招”的最大獲利方恰恰是高校，根據此前媒體報道，某重點高校的“點招”收費，每個名額高達100萬元，“每年收費都在1000萬元以上”并不算稀奇，這些錢都落入了高校的腰包。對此，學校領導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就是集體決策。正是這種集體腐敗，給“蔡榮生們”個人腐敗留下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高校“點招”集體腐敗甚于個人腐敗。這種集體腐敗不僅是個人腐敗的源頭，而且可能成為個人腐敗的“保護傘”。有例為證：兩年多以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可云就在網上撰文斷言該校的自主招生“肯定會出問題”;早在2010年，網上就出現了大量舉報蔡榮生的材料，指其利用自主招生收受賄賂。但是，腐敗案件至今才被清算，這是為什么?

　　高校“點招”集體腐敗甚于個人腐敗，因此，僅僅打擊和懲處個人腐敗是不夠的。唯有拔出“蘿卜”帶出“泥”，才能從根本上遏制和杜絕這種丑惡的招生腐敗。

　　“校董”為何成為高校特權階層

　　“校董”的異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現之一，簡單地說，這不是按教育規律辦學，而是做教育的生意。本來具有民主管理意味的“校董”就這樣成了“特權”階層。

　　此前，教育部已明文禁止“點招”等違規做法，但一些高校依然我行我素，所以，有必要對高校招生進行清查，看看還有哪些學校在用“點招”、“預留機動名額”等辦法，進行權錢交易。此外，捐錢成為“校董”，同時學校回報招生名額這種高校和社會資源“共享”的畸形模式，也需要反思。這種模式在很多高校還被認為是改革創新，可見一些高校的改革被各種利益因素嚴重異化。

　　我國高校在推進現代學校制度建設時，紛紛把成立校董會作為亮點，包括國家教育規劃綱要也談到要成立校董會。學校成立董事會，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管理、監督，本是現代大學治理的重要方式，但中國大學的董事會和國外具有學校管理、決策功能的董事會完全不同，只是一個“聯誼會”或者說“資源共享平臺”，社會人士成為校董，為的是為自己貼金，以及獲得享有學校教育資源、學術資源的某些特權，并不是代表社會力量參與學校管理決策，監督學校辦學，學校也并非真想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管理、監督，而只是以“校董”頭銜，吸引社會捐資。

　　真正有價值的學校董事會(理事會)，董事會中來自社會人士的“校董”，應該由社會人士選舉產生，代表社會力量參與學校辦學。校董必須對選舉其的社會力量負責、述職，這不能由捐錢而得來。捐錢買來的校董，從一開始就背離“校董”職責。我國高校近年來腐敗不斷，就因缺乏外部力量參與、監督所致，現在參與監督的外部力量，反而成為腐敗的一部分。“校董”的異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現之一，簡單地說，這不是按教育規律辦學，而是做教育的生意。本來具有民主管理意味的“校董”就這樣成了“特權”階層。

　　我國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很多類似的異化，比如招生委員會，國外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是獨立運行，不受行政制約的，而我國大學的招生委員會，則由校長牽頭，這意味著賦予校長直接干預招生結果的權力，包括南科大成立的理事會，最后也是由地方政府委派理事，官員理事占了半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改革就由行政部門主導，行政力量為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就對改革進行“自定義”，結果是，在國外學校辦學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機制，被“引進”之后全部只有概念、形式，有的甚至成為貪腐的幫兇，利益輸送的管道。

　　要避免教育改革異化，必須重建改革機制。改革的方案，應該由全體教師、學生參與討論、制定，而不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會這么重大的事件，絕不能由行政主導，要避免行政官員與校董結成利益同盟，如此，校董會才能為學校辦學注入正能量，而不是變成敗壞學校風氣的利益場。

　　根治“點招”腐敗，尤須信息公開

　　千軍萬馬爭過高考獨木橋時，“點招”卻另辟奇徑，成為部分權貴子女就讀高校的“另一扇窗”。毋庸置疑，“點招”的本質是權力尋租式的腐敗，高校、校董各需所取，共同獲益，皆大歡喜。卻違反教育公平精神，加劇社會公眾對教育公平的焦慮。一些知名高校每年在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額也不到100人，如果再向特殊利益集團大開方便之門，讓挑燈夜戰卻無權無勢的廣大學子情何以堪。

　　治理點招腐敗不是沒有相關法律，刑法中的行賄罪、濫用職權罪等均可以規制“點招”腐敗。監管部門也在加大監督懲處力度，如蔡榮生已因涉嫌受賄被批捕。如2010年，吉林省教育廳原副廳長、省政府教育督導團總督學于興昌在學生擇校、考試錄取、調換專業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財物共計953萬元，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于興昌獲刑不可謂不重，但仍未擋住蔡榮生前腐后繼的步伐。

　　重刑沒有威嚇住權力尋租者的關鍵在于監管的陽光未照進自主招生領域，造成操作空間太大，最終變異成“特招”、“點招”，成了高校的自留地，招生名額任由其處置分配。再加上高校的趨利本性和行政權力的不當干涉，“特招”想不腐敗都難。

　　由此，要想根治“點招”腐敗，必須將招生信息全部公開。高校招生本身涉及全社會公共利益，也沒有涉及到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方面，實現公開沒有法律上的障礙。現有技術條件下，將招生名額及考生個人信息通過網絡或媒體公之于眾并不是難事。教育部門及監管部門通過技術手段進行全程監控也不是不能實現。重點是對于特殊招生領域，有必要將擬錄取考生身份證件等詳細信息甚至是考生父母及職業等關乎錄取公平的信息全部公開，全部曝曬在陽光下，為社會公眾特別是其他考生監督舉報提供便利。譬如公務員招錄考試領域，社會公眾或利益攸關方通過舉報將不符合條件者“拉下馬”的事例不在少數。

　　在信息公開方面，應有監管部門實時監控。如應通過學籍、學位證授予、資金撥付等方面進行監控。對于不在信息公開名錄的考生不給予學籍注冊，不授予相關學位，不授予畢業證書，不撥付學校相應資金。如此，沒有誰會傻到去念四年沒有學位證、畢業證的學校。“點招”腐敗不是新鮮事，根治點招腐敗也不是難題，就看相關部門能否真正做到強化制度建設，實現嚴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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