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標中，紀檢體制改革是重要組成部分——紀檢體制改革是其6個專項小組之一。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不過幾個月時間，《實施方案》已經出臺，傳遞了積極信號，反腐零容忍決不變更，通過制度革新為反腐注入新動力。

　　紀檢體制改革已經吹響了“集結號”，縱觀《實施方案》，可謂亮點紛呈，比如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要求“兩個責任一起扛”，種好“責任田”;把紀委兩項重要權力——查辦案件的事權和干部提名的人權“上提”，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此外，兩個全覆蓋——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現全覆蓋;實現巡視工作全覆蓋，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諸如此類的亮點，既回應了輿論關切，更推動了反腐進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反腐離不了紀檢部門，而紀檢部門本身的體制能否理順，缺陷能否彌補，直接關乎反腐的成色。毋庸諱言，紀檢部門確有不完善之處，誠如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所稱，影響反腐敗成效的問題主要是，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難以堅決查辦，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而對于公眾來說，對包括紀檢部門在內的反腐機構的一大期望就是，如何進一步提高獨立性，減少掣肘。

　　關于監督困境，坊間有一種說法，“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盡管黨內監督條例規定，紀委有權對同級黨委的領導人進行監督，但事實上，由于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其待遇需要在本地解決，在一些地方，確實存在不敢監督同級黨委或監督太遠的現象。

　　《實施方案》不回避紀檢體制長期形成的病灶，有針對性地改革，值得稱道，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而對于反腐機構職能分散，中央紀委已經兩次進行機構改革，精簡了111個議事協調機構，增設4個紀檢監察室與1個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

　　尤其可貴的是，打鐵先得自身硬。早在去年5月，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即提出，紀檢監察干部要以高標準要求自己，牢固確立凡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須做到的意識，正人必先正己，以實際行動深入貫徹落實八項規定。為解決“燈下黑”而增設的“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在本輪省級紀委機構改革中也成為各地的“標配”。這一細節的意義不容低估。

　　反腐是一項艱難卻必須推進的事業，紀檢體制改革為反腐注入了活力和動力。通過不斷的制度革故鼎新，繼續扎緊制度的籠子 ，在腐敗的防治方面下功夫，真正實現從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轉變，最終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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