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量有限，要確保增加資金全部流入相應領域也非易事。商業銀行作為市場中的一員，基本是從盈利和安全而非道德角度決定資金投向。要讓定向降準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和財稅等其他手段密切配合

　　央行1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末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突破120萬億元，增長14.7%，被外界認為“錢多多”。但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卻仍在喊渴。為解決這一矛盾，央行此前連續開展定向降準，引導資金流入“三農”、中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相對薄弱領域。但媒體近期報道，定向降準未明顯改善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局面。有觀點進一步指出，貨幣政策作為總量調控工具，無法解決結構調整問題。

　　不應否認，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量有限，要確保增加資金全部流入相應領域也非易事。并且，任何一種宏觀調控措施都存在傳遞時滯和局限性，期待用定向降準這一種辦法，就徹底改變中小微企業融資困境并不現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定向降準毫無用處，更不代表貨幣政策無法兼顧穩增長與調結構雙重目標。相反，貨幣政策應堅持在區間調控目標內，與財政政策一道加強定向調控的方法創新。

　　當前我國貨幣流向的主要問題，是大量資金被吸入房地產及地方融資平臺，未能進入實體經濟。這是由資金的風險回避特性決定的。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利潤下降，經營不確定性大增。銀行為增加安全性要求，強調放款要有標準足值的抵押物，而實體經濟中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抵押物較少，難以獲得銀行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房地產企業利潤率高，能夠提供土地、房產等足值抵押物;地方融資平臺或一些國有企業則存在政府或明或暗的擔保，資金便會通過各種途徑流入這些行業和部門。

　　市場利率高企也是誘導資金脫離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房地產企業動輒能夠承受高達20%以上的利率，一些地方融資平臺或國企對利率也缺乏敏感，為上項目不惜接受超過10%以上的資金成本，這都是絕大多數生產制造企業無法承擔的。

　　針對這種情況，銀監部門也曾多次發文，但未能起到根本作用。這是因為即便銀行放款時按要求回避了房地產等行業，但資金一旦“走出”銀行的大門，往往無法按照預定用途使用，而是通過關聯交易、信托貸款、委托貸款、理財甚至高利貸等形式，曲折回流到上述高收益領域。

　　也就是說，資金流向主要由其逐利性和風險回避特性決定，而實際利率水平則是“指揮棒”。資金是活的，總會有通道流入高利率行業和領域。商業銀行作為市場中的一員，基本是從盈利和安全而非道德角度決定資金投向。因此，要讓定向降準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其中，定向調控能力更強的財稅手段不應或缺。

　　一方面，要堵住財政資金流入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及部分國企融資中的通路。通過嚴格財政預算，將政府借款、擔保等各種或有負債納入預算管理，約束地方政府的不計成本的借款。在財稅體制改革大背景下，還應盡快建立房地產資產稅制度，增加持有房地產的成本，促進這一行業占用資金的回流。

　　另一方面，要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比如，針對中小微企業信用放款風險高的現狀，一些地方建立了信用放款風險準備金。一旦信用放款出現風險損失、放款額超過抵押物價值時，對金融機構予以一定比例風險補償。此舉能夠相對緩解銀行對擔保物的過度敏感，對提高貸款經濟效益、增加稅收反哺財政都有好處。當然，這種方式要針對所在地區銀行整體計算，而非逐筆計算。

　　此外，完善貸款擔保體系也是財政應有之義。銀行和擔保機構合作，是控制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的一種有效辦法。但是在當前經濟下行、壞賬率上升的情況下，擔保公司的“代償率”也在上升，擔保機構開始收縮業務，加劇了下行壓力。對此，在合理減免擔保機構稅費的同時，可通過建立財政性中小企業擔保風險補償金、財政性再擔保公司等方式，支持擔保公司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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