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權是每個公民都享有的民事權利，不過，肖像權是一種典型的“私權”，在很多情況下必須為“公權”讓位。

　　7月20日，在一起涉嫌“礦難”瞞報的采訪中，黑龍江鶴崗的一位副市長以“肖像權”為由拒絕被拍照，并強令記者刪除他的照片。

　　能對抗肖像權的公權主要由以下幾種：一是公眾知情權，在涉及公共利益或引起公眾關注的事件中，當事人的肖像權就會受到限制;二是公眾人物，多指政府官員、文體明星等社會廣泛關注的人，他們的肖像權應該受到社會知情權的限制;三是在社會公共利益事件中，當事人不能主張自己的肖像權。

　　代替社會公眾行使這些“公權”的典型代表就是媒體和記者，公眾通過他們獲取社會信息，并通過他們行使《憲法》賦予的輿論監督權利。所以，當記者奔赴事件現場進行拍照、調查或報道之時，他們承擔著公眾知情權和輿論監督權，采訪權就是“公權”的集中體現。可見，鶴崗發生的這起阻礙記者拍照的行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在“礦難”這種社會極為關注的大事件中，對政府官員的現場拍照是行使采訪權的正當行為。

　　同時，該副市長的身份也屬于法律上的公眾人物，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私權都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且不說在“礦難”這種社會事件中的合法拍攝，就是對這位副市長日常生活中的拍照也是正當的，這不僅不侵害肖像權，而且還是公眾監督的正當體現。

　　社會對這起“拒拍”事件的關注，并不在照片本身，更多的在于官員對待媒體和社會監督的態度。如果官員可以用肖像權作為報道抗辯的話，那么，“表哥”、“微笑哥”、“房叔”等不良官員是不是也可用肖像權、隱私權來主張媒體責任呢?毫無疑問，若這位副市長的抗辯得逞，那將是社會監督權的悲哀。

　　話又說回來，為何這位副市長如此忌諱記者的現場拍照呢?正常的現場處理公務，難道還要遮遮掩掩嗎?也許可以從他一句“你們都下車了，我還在車里坐著”中得到啟發。從報道中可見，礦難涉嫌瞞報，而這位副市長對這家煤礦的基本情況竟不知情，若再被拍到任何顯示他不積極參與調查的鏡頭，顯然可能有損他為官形象。只是，用這樣一個違背基本法律知識的“肖像權”做擋箭牌，只會暴露副市長欲蓋彌彰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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