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制瑞士“格列衛”抗癌藥，使國內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省去2萬多元藥費，意味著他們的生存希望大增。但這種仿制藥品并未獲得國內藥監部門的審批，屬于“假藥”。慢粒白血病患者陸勇，因使用網購的信用卡，幫助上千名病友購買這種“假藥”，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京華時報》12月22日)

　　在病友們看來，陸勇無疑是一個好人，由于他找到了物美價廉的抗癌“假藥”，不僅減輕了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而且讓病友們看到了生的希望。但是，即便出于好心，由于其行為被法律所嚴厲禁止，必然會受到法律的懲罰。道德面前，陸勇的行為值得褒揚，而在法律面前，他卻須背負懲罰的枷鎖。

　　其實，陸勇及其病友們之所以選擇印度的“假藥”，原因還是價格便宜。根據報道來看，如果使用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格列衛”抗癌藥，售價是 23500元一盒，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個月需要服用一盒。而如果使用印度的“假藥”，則每盒只需200元左右。這兩種藥價格差距巨大，而療效卻相差無幾，家庭并不寬裕的絕大多數病友，自然會選擇購買物美價廉的印度抗癌“假藥”。

　　在道德范疇內，陸勇的行為并無不妥，而這種樂于助人的行為，值得褒揚。畢竟，能夠幫助病友燃起活下去的希望，包含了令人欣慰的善意和真情。病友們購買“假藥”，是一種無奈，是絕望中的集體自救，而陸勇則成了他們活下去的有力支撐。但是，被道德所允許的，并不一定合法。哪怕是充滿善意的行為，一旦觸犯法律，仍然只能面臨法律的制裁和懲罰。

　　但是，這并不表明法律是冷冰冰的，它也會與人情冷暖交織在一起。在很多司法判決中，由于存在一些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的情形，法律也會“網開一面”。也就是說，在這類案件中，需要存在法律規定的寬宥情形，考量案件中的特定因素和情形后，綜合作出融法、理、情于一體的判決。

　　應該說，在陸勇代病友集體購買“假藥”一案中，出于善意的目的，以生命倫理角度來考量，道德與法律并不會過度指摘。對于犯罪行為而言，主觀性質的界定，對于最終的定罪、量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他人生存而犯罪，并得到病友們的聯名請愿，這本身就說明了行為本身存在太多的悲壯色彩。

　　對于陸勇購買“假藥”的行為，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判決中，道德與法律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生存是每個人的希望，也是每個人的權利，當不得已觸犯法律時，司法機關不該過于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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