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七：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把促進教育公平作為改善之基，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放在了非常突出的地位。2012年中央財政安排160多億元，在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啟動“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解決農村教育基礎薄弱、經費不足和優秀教育人才缺乏的問題。在特殊人群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修訂《殘疾人教育條例》，切實保障殘疾人受教育的權利。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覆蓋范圍從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進一步擴大到城市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制度，惠及482萬名學生，占在校生總數的20%。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

　　近年來，我國建立并完善以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為主體的、其它形式醫療保險和商業健康保險為補充、覆蓋城鄉居民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為群眾“病有所醫”提供了制度保障。新農合重大疾病醫療保障機制初步建立，已有超過60萬人次獲得大病補償。我國衛生總費用中，個人衛生支出比重從2002年的57.7%下降到2011年的34.9%。居民醫療衛生費用負擔明顯下降，困難群眾看不起病問題得到緩解。

　　我國目前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人口的95%以上，超過13億人。2012年，我國養老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意味著全體國民都擁有相應的養老制度安排，所有城鄉居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在由鄉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三大社會養老保障構成的“制度組合”中對號入座。

　　材料八：

　　一篇關于長沙等地“窮二代”大學生職業發展的研究表明，“窮二代”大學畢業生規模龐大。根據各年度貧困大學生的數量保守推算，這一群體比例占大學生總體的30%左右。這一群體主要居住在城郊結合部、城市邊緣地帶和拆遷安置片區，這些地方環境、治安、服務條件差，在社區關系上一般也多游離于市民。

　　“窮二代”大學生要真正成為市民門檻很高，一般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需在市內購買商品房，但這對于80%的收入要用來維持基本生活的“窮二代”大學生來說，基本不可能。另一條途徑是要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大中型企業、大中型私營企業等單位有穩定的工作、穩定的收入。目前，實現這一目標，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奢望，難以逾越。

　　窮二代“大學生的職業類型多樣，分布在多個行業和部門，但在高收入行業的比例僅占就業大學生總體的16.2%，52%的人在中小企業就業，還有31.8%的人沒有正式工作(兼職或無業狀態)，反映了該群體的就業率低，就業質量不高，職業地位較低。同時，調查顯示，湖南省近三年畢業的“窮二代”大學生的平均工資顯著低于該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

　　高校擴招后，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很大。擴招前后數據對比表明，大學生的就業資源較為缺乏，對“窮二代”大學生的沖擊更大。調查得知。“窮二代”大學生獲得就業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過學校獲得信息”的占58.5%，“通過家庭、父母獲得信息”的占10.4%，“通過人才市場獲得信息”的占10.1%，“通過同學朋友獲得信息”的占9.2%，“通過網絡獲得信息”的占7.3%，其他渠道占4.5%。這說明“窮二代”大學生就業信息的獲得渠道比較單一，他們更喜歡、更信任傳統的渠道，其就業主要是依靠高校的力量，主動性不夠。

　　“窮二代”大學生工作后對自己的處境、職業、發展不滿意，相對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強烈，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表現出努力抗爭或宿命心態，特別是男生群體，比較偏激，處理矛盾時容易沖動。調查與訪談得知，未順利就業和就業質量不高的大學生對學校、單位和社會評價較低，他們認為是社會的和制度的因素導致了自己的困境。令人意外的是，就業質量較好的窮二代畢業生對學校、單位和社會的評價也較低。

　　材料九：

　　2008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會議的講話中指出：“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

　　哪些障礙，墊高了農村孩子考入名校的門檻？封鎖了他們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識改變了部分人的命運，可絕大多數寒門子弟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嗎？

　　在一位復旦大學招生辦老師的印象中，這幾年被招進復旦的寒門子弟的人數不斷減少，大多數學生的父母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與體面的社會地位。“無論是招進來的，還是從來沒機會進入我們視野的年輕人，他們都在復制父輩的模樣。”

　　那么，學習刻苦，成績不錯的寒門少年都去了哪兒？

　　教育學者楊東平的研究顯示，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以湖北省為例，2002-2007年5年間，考取專科的農村生源比例從39%提高到62%，以軍事、師范等方向為主的提前批次錄取的比例亦從33%升至57%。而在重點高校，中產家庭、官員、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動倍感艱難的不僅僅是農村少年。2004年，廈門大學教育學院課題組對全國34所高校的生源狀況進行調查后發現，普通工人階級子女考入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別減少了7.9%與5.6%。

　　楊東平對北京小升初現狀的研究顯示，義務教育的過程已然演變為競爭慘烈程度遠勝于高考的競技教育。“這一被大大拉長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楊東平說，“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么和他們競爭？靠什么改變命運？”

　　楊東平對比研究了中國高考擴招前與擴招后，寒門子弟獲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變遷，數據顯示，2000年后，省屬地方院校新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高達六成以上，而在重點研究型大學里，農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比例在1980年達到頂點后一路過低，跌幅在1998年擴招后更加劇烈，眼下僅剩一成多。

　　“這意味著，中國高校擴招后，并沒有增加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楊東平說，“相反，普通高校文憑的市場竟爭力在擴招后越來越弱，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