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2013年北京公布“三公”經費和部門預算信息單位進一步增多，并首次單獨列示“大額專項資金”。截至2013年3月21日，包括市財政局、市發改委在內的88家市級預算部門均“曬”出了本部門預算和“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情況，共計公開預算總額近900億元，其中安排“三公”預算近8億元。相比去年，超過半數的部門“三公”預算持平或下降。88個單位共壓縮“三公”經費50萬余元。

　　今年北京市預算公共最大特點在于，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同時公布“大額專項資金表格”，金額高達273億元。據了解，目前北京市的大額專項資金支出占到全市財政支出的16%至17%，其占比和資金額度都很大。備受社會詬病的不公開、不透明的“三公”經費，過去就常放到“大額專項資金”列支。

　　7.美國《信息自由法案》規定，不涉及國家機密或者安全的政府信息都應該向公眾公開。在美國，所公開的“三公”經費信息必須十分詳細。例如，政府部門所公開的公車信息，不但包括公車的數量、支出等總體情況，還包括具體費用明細，哪些人在用車等細節。

　　美國的“三公”經費中，差旅費的管理較為嚴格。美國《聯邦旅行守則》規定，公務員只有在殘疾、時間緊迫或有安全風險等情況下才可乘坐頭等艙。殘疾情況需有醫院證明且每年復查一次。如果出于無法訂到經濟艙等原因，則須提供各大主要航空公司的票務信息。美國國務院《報銷手冊》規定，公務員出行時間在14小時以內的，一般乘坐經濟艙，只有出行時間在14小時以上，且第二天需要工作的公務員才可乘坐商務艙。

　　日本雖沒有“三公”消費的概念，但要求公款全部行政經費，經費的使用情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交給國會和地方議會，并通過互聯網對外公開。接受全民監督。

　　在政府經費開支方面，日本財務削減公務用車，公款宴請從簡等政策。日本公會在2007年要求所有中央政府機關削減公務用車。目前，日本地方政府的公車分配給教育、總務等實際用車需求較大的部門，同時，日本政府機構舉辦活動時，除少數禮儀性場合外，大多數無公費宴請，活動參與者大多是吃食堂、套餐，即使有宴參活動，也會采取AA制。

　　在香港，政府各部門需要對各項開支做出預算，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表決通過后才能獲得財政撥款。撥款項目多產生的政府賬目，才會由審計署獨立審計。并將審計報告提交立法會的賬目委員會審查，防止部門多用錢款。

　　各部門每年都會詳細統計往年“三公”經費開支，并在此基礎上對來年經費做出預算。每年二月，香港財政司公布各部門草擬的財政預算案，并交給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討論，議員在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案，并提出質詢。各局局長要給予明確回復。如果政府“三公”經費預算數字變化太大或運作開支預算明顯增加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辯論預算案時就會要求作出解釋，最終出臺的財政預算案綱目詳盡、條款眾多，每項預算支出都會精確到個位數字。

　　8.2012年中央各部門陸續向社會公開了“三公”經費支出。某報紙發表的評論文章中說：“去年，各部門的‘三公’賬本甫一公開，立即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話題。盡管公眾對公開‘三公’經費這一舉動頗多褒獎和肯定，但是對‘三公’經費本身也存在諸多誤解和偏見，甚至有人認為‘三公’經費就是‘腐敗’經費，財政預算里根本就不應該允許‘三公’經費存在。而今年，對‘三公’經費的理性討論明顯成為主流。社會公眾更多地將目光投向了‘三公’經費的具體項目、各部門賬本的橫向比較，以及與去年公布數據的縱向比較。當公眾的目光開始聚集于細節，公開‘三公’經費這一舉動所蘊含的打造“陽光政府”的深意，才有了對話和溝通的基礎。社會公眾更加專業的解讀，也給政府部門的公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該文章中還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盡管與去年相比，政府部門的公開力度有所加強，但仍與公眾的期待存在著不小差距。在各部門公開的賬本中，雖然加上了一些解釋和說明，但大部分公眾仍有‘霧里看花’的感覺。不可否認，預決算信息屬于比較專業的范疇，要做到讓每一個人都能看懂，并不現實。但政府部門不能以“專業”為借口，抵擋社會公眾要求透明公開的呼吁。”

　　9.近些年來，隨著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我國財政收支規模連續邁上新臺階，財政支出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服務面向千家萬戶。社會各界不僅關注財政收入的規模，也更加關注財政資金的使用，迫切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管住“亂花錢”現象，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為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實際上，關于一些政府部門“亂花錢”的報道近年來屢見不鮮：一些地方財政并不寬裕，但政府辦公樓越蓋越豪華，廣場越修越氣派;一些市政設施重復投資，“拆了建、建了拆”，折騰起來沒完沒了;部門辦公花幾千元買臺平板電腦，來代替幾十元一個的U盤;一塊鐵皮路牌寫寫字、噴噴漆，造價居然高達上萬元……

　　10、國家財政部數據顯示，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當年撥款開支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其中，車輛購置及運行費59.15億元，占“三公”經費總數的近六成。地方情況基本類似，2013年北京88家單位公開的部門預算中，公車開支是“三公”經費的最“大頭”，購買車輛及運營維護開支為5.9億元，占比74%。廣東省2013年省級行政事業單位的三公經費為8.64億元，其中，公車類開支總計月5億元，占比近六成。在公車費用中，公車購置7316萬元，公車燃料、維修等運行維護費4.27億元。“公車費用減不下去，‘三公’經費難以得到根本控制。”長期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省統計局葉某說。

　　事實上，公車的配備和使用在我國曾經被嚴格限制，1994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要求部長級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保證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在這個規定的基礎上。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本地的公車配備規定。但基本思路都是公務配車，“我們賦予公車太多東西無形中增加了嚴控公車的難度”葉某認為，不少民企老板放著正規車牌不用，一定要花大價錢、冒著風險用軍牌，這種不正常現象，折射出了公車代表的特權意識。

　　葉某說，從1993年廣東東莞沙田鎮試點公車改革之間20年來各地開展公車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實踐探索各地特色。“總結、借鑒其中的成功經驗，將有助于我們推動公車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制度，步出‘深水區’，觸動即得利益者的‘奶酪’”。

　　時至今日，地方性車改已經進行了十幾個試點 ，然而還是停留在試點、不少改革試點更是中途夭折，從許多首先“吃螃蟹”的城市的改革經驗來看，貨幣化改革成為推進公車改革最主要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相對而言阻力不是那么大的方式，貨幣化車改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溫州的“拍賣公車，進程貨幣化補貼、遠程車改”基本上沿襲了杭州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買改為租”，即建立服務中心，所有公務用車集中至機關公務用車服務中心，單位公務用車可向其租用，同時按級別給公務員發放車貼。

　　11.R教授認為，經過多個試點的長期探索，基本符合中國特色的改革模式已經浮出水面，即走貨幣化補貼和市場化之路。但針對貨幣化改革的理念和其推行過程中出現的許多舉措，一些專家并不那么看好。針對實行貨幣改革是否真的能減少財政支出，W教授持悲觀態度。“以前配備公車的主要還是上層領導，而現在補貼要發到每個公務員手里，是否真的能節省支出還有待觀察。”

　　中央黨校L 教授認為，具體到個人的貨幣化補貼有其弊處。“采取個人補貼可能出現公務員之間的下鄉或者外出工作的相互推諉，因為誰都不想花自己的錢去做公事”。“整個公務用車運行機制都必須在陽光下進行。要有明文規定、算好每一筆賬，哪些可以報銷，哪些不可以;還有拍賣的對象都是哪些人，資金流向哪里必須清清楚楚。”

　　“豪華的標準是什么?怎樣算是超標違法?目前還沒有細則。但必須要有個數字的可以量化的東西來衡量。”國家行政學院Z教授說道。

　　2012年7月13日的一篇報道稱，在近日的一次公車拍賣中，河南省某縣紀委牽頭、縣國資局承辦，公開拍賣了43輛超編公車，成交總價為39.11萬元，實現國有資產增值53.2%。不少讀者看到這一數字后大跌眼鏡：43輛車成交總額只有39.11萬元，均價不到9000元，被稱為“公車賣出廢鐵價”，也讓人質疑公車改革中的一些舉措不夠規范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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