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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上海每年都會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進行調研，令我們沒想到的是，調研中，我們聽到許多老師呼吁，他們迫切希望對教師的壓力和負擔給予同樣的關注和研究。”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副研究員湯林春告訴記者。

　　教師也需“減負”?為了更好地了解教師們的生存狀況，2008年上海市教科院開始了《城市中小學教師工作壓力的現狀與對策》調研，調查涉及上海市60所中小學校，1304名教師，覆蓋所有學科和中小學階段的1至12年級。

　　新近公布的調研結果令人憂心：50.8%和26.7%的中小學教師分別感到工作壓力“比較大”和“很大”，認為壓力重的教師近八成;如果能重新選擇職業，37.3%的教師表示自己不會選擇當教師，相當部分教師對教育工作產生了厭倦情緒。

　　教師也需“減負”!

　　過重的壓力不僅影響著教師職業生涯的質量，還關乎學生的成長和教育的發展。然而教師的壓力到底來自哪里?他們的挑戰、矛盾和困惑又有哪些?

　　在社會與教改的期待下忙碌

　　常態課抽查、各種考評、無償補課輔導……時間永遠都不夠用，多重角色讓教師的工作時間越拉越長。

　　“在學校的時間除了給學生上課還要應對學校里的各種工作，備課及批改作業只能留到放學后回家。”劉老師是小學班主任，帶兩個班的“主課”。“每個學期常態課抽查、匯報課展示、班主任工作考評、開放班會等各種要求、任務越來越多。”劉老師說，整天生活在忙碌中，卻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

　　和劉老師有同感的教師不在少數，調查發現，以每周5天計算，中小學教師每天直接用于教育教學的時間平均為8.57小時，其中校內時間為6.35小時，校外時間為2.22小時。這些時間一般包括上課時間、備課時間、批改作業時間、無償補課輔導的時間、處理班級事情的時間以及與家長聯系的時間等。

　　湯林春認為，教師工作強度的不斷增加與社會對教育發展的空前關注密不可分。近幾年，教育大發展帶動的改革浪潮也令教師面臨更多的挑戰。“教改的高強度，使教師職業的內涵發生深刻的改變，其復雜性更加凸顯，與以往相比，今天的教師面臨著更加多重的角色。”上海市教科院中小學心理輔導協會理事長吳增強說。

　　對于這種變化，長期在中小學進行調研的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張文周有著切身的感受，“以往都是學生向教師請教，但現在教師有時也需要向學生學習，或者和學生一樣從頭學起，比如網絡學習，不少學生就比教師更勝一籌;以往一些老教師的備課筆記一本可用好多年，但隨著新課程的推進，這樣的做法早已成了‘老黃歷’，不少老師甚至一門課的備課方案都會準備好幾個。”

　　“教師職業內涵的創造性延伸，需要給予教師更多的資源和空間來適應，給予他們更多的寬容和指導，不然就會令老師們感到角色模糊、無所適從。”吳增強說。

　　在分數與素質的博弈中疲憊

　　考試評價的指揮棒一直存在，全面發展的需求有增無減，非教學的各種任務接踵而至，讓盡心盡力的教師身心俱疲。

　　“對于新課程的要求，老師們已經逐步開始適應。”令上海市華靈學校教師楊靖玨感到矛盾的是，隨著素質教育的推進，各種非教學“任務”開始不斷增多，“各個部門名目繁多的項目接踵而來，就拿國慶前來說，我們就接到了社區發來的‘啄木鳥糾錯別字’和‘清潔活動’的要求，組織學生忙活了大半天，其實這些內容每個周五學生都會做，但是沒辦法，還得另抽半天。”

　　與此同時，一方面，社會大力倡導素質教育，提倡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另一方面，應試教育在許多學校仍然盛行。

　　調查結果顯示，從學科看，語文、數學、外語、化學等“主課”教師的工作壓力依然是最大的。隨著“新課改”的推進，同時交織著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博弈，教師在學校里承擔的非教學任務越來越多，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90.3%的教師反映“除了教學工作外，不得不在管理學生等非教學工作上花費許多精力，感到很累”;80.8%的教師贊同“除完成教學任務外，還要承擔寫科研論文的任務，感到很難”;89.5%的教師贊同“除教學工作外，還要花大量精力應付各級各類的檢查、評估，感到很苦”。

　　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拉鋸戰”，讓教師疲于應付，而來自社會和家長的自相矛盾甚至是過度無理的要求，也使教師感到無所適從和力不從心。

　　“這與考試評價的指揮棒密切相關，也與社會輿論的導向不可分割。”湯林春分析，今天的孩子大多是獨生子女，為了孩子有個“好前途”，家長們一邊希望孩子考試優秀，能“鯉魚躍龍門”;另一邊又希望孩子能全面發展，最好還能有個性特長。

　　而家長對學生過度的寵愛、呵護，有時也讓老師感到無奈。“以往學生在課間的游戲、奔跑中磕破或者碰傷點，家長不會當回事，更很少來找老師，但現在學生只要是蹭破點皮，就會有家長來找老師和班主任質問。”楊靖玨說，“許多家長希望老師能給予孩子在各方面無微不至的關懷，老師稍有疏忽家長就會不滿，這些瑣碎的事情常令我們感到很疲憊。”

　　這種情緒在小學教師中體現得尤為突出。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小學教師群體中，小學教師承受的壓力最大，厭倦教育工作的人最多。這也是因為小學生對老師的依賴度最強，小學教師與家長的聯系也更多、更直接。有88.9%的小學教師贊同“教師已盡心盡力了，但家長和社會還常有非議，感到心里委屈。”這一比例比初中、高中教師分別多6.9個百分點和6.0個百分點。

　　在紅燭精神與自我價值間平衡

　　人們歌頌著教師的奉獻精神，卻很少關注教師自身價值的創造，高要求低回報，高標準低認同，讓不少教師因為失落而倍感壓力。

　　調查中不少教師的壓力都與“失落感”有關，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雖然教師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職業，但在實踐中作出了很大奉獻后，并不能獲得相應的報酬與客觀的評價。有82.5%的教師贊同“教師的報酬與付出有差距，感到不值”;84.9%的教師贊同“教師已盡心盡力了，但家長和社會還常有非議，感到心里委屈”;83.9%的教師贊同“每天都忙忙碌碌，但又為自己的工作成效擔憂”。

　　“這種心理的落差，與社會對教師職業的認同有關。”湯林春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國家人才緊缺，作為知識分子的教師被認為是精英階層，普遍受到尊敬、甚至是仰視。但是隨著整個社會學歷層次的提高，今天許多家長本身就是博士、碩士，對教師職業的這份仰視便大打折扣。

　　“盡管社會贊美教師，但人們大多歌頌的只是‘紅燭’‘園丁’‘春蠶’一樣的奉獻精神，很少關注教師自身價值的創造;而同時，社會對教師的要求卻又非常高，希望教師是知識、道德、能力等各方面的楷模。”吳增強認為，高要求和低回報，高標準和低認同是教師們心理產生落差的另一個原因。

　　“增強教師們的職業認同感和幸福感，不僅要提高他們的待遇和社會地位，還需要關注他們自我價值的實現。”張文周說，“今天的教師自我意識比過去強，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這些與‘紅燭精神’并不矛盾。”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心理研究室主任沈之菲認為，要激發教師的職業熱情、舒緩他們的壓力，就要關注教師各個階段的成長，幫助其找準定位，實現價值。

　　沈之菲說，從學段上看，小學階段，學生依賴性強，喜歡像媽媽一樣的老師，所以缺少親和力的教師會感到明顯的壓力;初中階段，學生大多處于青春期，會產生逆反情緒，所以教師的壓力主要來自班級管理;高中階段，學生的思考和判斷能力不斷提升，對教師能力、水平的高下一目了然，學生的評價和反饋會對教師產生直接的壓力。“關注到教師各個階段的特點，就能開展有針對性的幫助，并指導教師學會自我減壓。”沈之菲說。

　　“讓老師感到幸福其實也不難。”楊靖玨說。她清楚地記得同校的蘇老師向她描述的幸福一刻。那年蘇老師生日，已經畢業的初三學生自發組織起來從各地趕來為老師慶賀。當蘇老師聽見門鈴聲打開房門時，她看見了學生們在地上為她擺的心形蠟燭，在學生們齊聲唱起的生日歌中，蘇老師幸福地哭了，“每個老師都渴望著那一刻，對老師來說獲得學生與社會的認可比得到什么都要滿足。”楊靖玨說。

　　對此，上海市涼城四小的黎婧弢老師深有同感。在這所有著七成農民工子女的公辦學校，老師們付出了比一般學校教師更多的汗水與愛心，然而黎婧弢卻說，大家覺得工作很愉快。

　　“為了讓老師感受幸福，學校想了好多辦法，校領導經常走進課堂了解老師的工作狀態，抓住老師閃光的細節就在各種場合進行表揚;對于各種額外的任務，學校先幫助教師進行梳理、整合，減輕教師負擔;學校還建立了校骨干教師評選制度，并給予待遇傾斜，讓老師們發展有臺階。”黎婧弢說，良好的工作環境和人文關懷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在我們教研組，一個老師開課，所有老師都會一同幫忙，不會感覺是在孤軍奮戰，對我們來說壓力更像一種動力。” (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