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一位從事教育測量研究的學者在媒體上發表了另一種觀點：“如果有人用菜刀傷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傷人的人的責任，而不該去責怪菜刀”。“四六級考試功大于過”，只是這把“菜刀”被誤用了。

對此，孫復初很不認同。他說：“標準化最不適合語言教學。語言教學不能用標準化的思維，兩者天然地沖突。”

他認為，標準化考試必然導致學生語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說，中國學生漢語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語的沖擊，其實同樣是因為標準化考試”。“標準化考試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教學的規律”。

“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孫復初最初開始學習語言，是在抗戰時期母親帶著他逃亡的路上。隨身行李中，母親斯霞惟一不舍得丟棄的，是一包兒童讀物。

逃難間隙，母親就通過讀故事書來教他識字。當他認識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寫日記，

或者給遠方的親戚寫信。

這位著名的兒童教育家這樣在長子身上實施她的語言教學實踐：隨課文分散識字，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在識了一些字后，就想辦法讓孩子應用。事實上，在她后來幾十年的小學教學生涯中，她也是這樣教育學生的。在她從1958年開始實施的小學試驗班里，二年級的學生可以認識2000多個字，讀了174篇課文，還可以寫幾百字長的作文。

顛沛流離中，孫復初跟著母親從3歲學到6歲。第一次上小學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級。

母親的語言教學經驗，對孫復初產生了極大影響。“英文與中文學習的規律是相通的。”他強調。

孫復初回憶，上世紀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學時，當時的中學英文老師就是按照同樣的規律進行教學。

那時，中學生孫復初英文課上讀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時，他們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傳》。老師要求他們大聲朗讀課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學還被要求用英文回答問題，用英文寫日記、寫作文。

中學生孫復初那時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課堂上用英文聽課和交流之外，學校在某些課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們用英文做習題，寫實驗報告。

考大學時，英語考試也跟平時學期考試一樣，只是要求答幾道問答題，然后“嘩啦嘩啦”寫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題，拿起筆來就能寫。”他說。

孫復初的夫人鄭老師，那時在天津上中學，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們英文課就是讀《項鏈》、《灰姑娘》什么的。”鄭老師說。初三時，她和同學已經能用英語編小戲劇在圣誕夜里演出了。

盡管沒有“好記星”、復讀機、電子詞典等現代工具的幫助，兩人都在中學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應用能力：寫信、寫日記、讀報紙、讀原著，開口能說。

兩人考入清華大學土木系之后，學校不再開設專門的英語課。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積分等課程時，學生們沒有語言障礙。“不管來自沿海城市還是內陸小地方的同學。”孫復初肯定地說。

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清華課堂上，孫復初讓大三的學生用英語翻譯“畫一條線，平行于AB邊，垂直于CD邊且與CD邊相交于O點”，全班竟沒一人能勝任。“畫”用哪個詞，“平行”怎么翻，沒人知道。

“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反而做不到了？”孫復初不解，“我們曾經有過搞好英語教學的經驗。”

孫復初當年在中學班上，英語水平屬中上。后來，這位土木工程系的畢業生竟成了清華的英文老師。據他說，靠的基本是中學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孫復初不解的是，“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他在清華課堂上的學生們，已經學習英語多達9~12年，卻依然沒有掌握基本的應用能力，開口說不了話，讀不了英文報紙，用英文上課，語言障礙很大，不得不在大學里繼續上1~2年的大學英語必修課，甚至讀到研究生，還要補基礎英語。

在孫復初看來，對于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來說，大學英語教學該走的路子，應該只是目前已開設的英美文學選讀、英語寫作、詩歌欣賞等各種選修課，而不包括現有的“大學英語”。

“從教材的編排到教學方式，跟中學差不多，成了中學英語的延伸，這是個怪胎。”孫復初說，“反過來說明，我們的中學英語教學效率實在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