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同一年代，我國引進了標準化考試，并且，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這種考試模式逐漸影響到課堂教學。

“科學研究不是去解別人出的現成的題，而是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然后解決問題。這才是創新能力。”孫復初說。

在孫復初與鄭老師這兩位老清華畢業生看來，“標準化考試什么東西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嚴重約束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孫教授在他的課堂上，看到了這種“一刀切”的應試教學模式在學生身上暴露出來的缺陷。

他為一批高考英語拿了高分的學生，選讀美國大學一年級的物理教材中《測量》這一章。并非深奧的科學理論，如果翻譯成中文，內容相當于國內中學物理教材難度；也沒有生僻的科技語言，學生說通篇沒有生詞。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個句子讓學生翻譯，結果全班平均成績不及格，全班無一人全部翻譯準確。

“對非英語專業學生來說，英語是研究和學習的工具，”孫復初說，“現在學生們讀內容淺顯的文章尚且如此，以后這些學生作科研時，要用英語去學習一些不懂的專業和知識，又該怎么辦呢？”

“你們掌握不好英文，就自動地把自己降為二流三流。”孫復初在課堂這樣對學生說，“懂行的人來參觀清華，不看有多少大樓，而去看圖書館，看究竟有多少學生借閱學校花了大筆外匯購來的大批外文期刊雜志，如果這些雜志從上架到下架沒多少人翻看，就說明清華大學的學生外語不行，科研創新能力較差。”

鄭老師也說：“外語不行，你都找不到前沿在哪。”她從研究土木結構，跨學科轉而研究人體結構，整整跟蹤看了10年國外資料，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學大師林家翹從國外回清華后發現，他跟在清華帶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竟很難交流，英文成了大問題。學生寫東西給他，先用中文寫，然后翻譯成英文。他要寫東西給學生，也先用英文寫好，然后翻譯成中文。

“應試教育到了不得不剎車的地步，”孫復初感到焦急，“再不剎車，就更剎不住了。”

有人說，取消標準化考試，會大開腐敗的后門，有損公平公正。

孫復初反駁道：“現在，標準化考試是一桿‘假秤’，無法‘稱’出學生真實的才能和能力，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孫復初說，1958年大躍進，后果幾年后就顯示出來了；“文革”關了學校，耽誤了一代人，后果直接影響到今天，而且還會接著影響下去；而應試教育的危害目前還沒有完全暴露出弊端，耽誤的絕不僅僅是一代人。“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現在是到了請出專家對教育問題進行會診的時候了。”老教授宣稱，“希望中央決策層像重視農業問題、經濟問題一樣重視教育問題，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坐在北京北郊的家里，老教授憂心忡忡：“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總有一天，歷史要為此寫下沉重的一筆，有些人是要對歷史犯罪的”。

最近，孫教授琢磨出一個認為可行的招兒：應該制定素質教育質量評估標準，然后把評估結果與分配給各校的招生名額掛鉤，這樣，“就讓指揮棒換一面大旗，從應試教育改成素質教育，讓全國上下盯著這面大旗運行”，以此解開高考這個難解的“結”。

他的母親斯霞兩年前去世了，不能再跟他一起關注當下的教育。

這位小學全國特級教師提倡的“童心母愛”式教育，“文革”期間曾被批判為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修正主義教育學。“文革”后，她多次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們負擔越減越重”，自己卻不得不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