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礦生產領域的違法行為是需要綜合治理的問題，只有出現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時，才需要運用刑法進行否定評價，規定為犯罪并通過刑罰加以懲處。我國1997年刑法和相應刑法修正案，對煤礦生產領域已設置了較為嚴密的法網，建立起疏而不漏的刑法體系，如果依法追究非法煤礦業主及相關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理應會有效地預防礦難的發生。但是，國家安監局官方公布的一組數據表明：煤礦企業2000年發生傷亡事故2863起，死亡5798人;2001共發生死亡事故3082起，死亡5670人;2002年共發生死亡事故4344起。死亡6995人;2004年發生各類傷亡事故3853起，死亡6009人。與2004年相比，2005年全國煤礦事故率和死亡率分別上升34.9%和66.6%。僅2006年11月，發生煤礦安全事故107起，死亡388人。煤礦安全在礦難后被一次次地強調，有關的煤礦業主及相關責任人員也被追究了刑事責任，然而卻沒能遏制更大礦難的發生。實現定罪的準確性和刑罰的必定性，對煤礦生產領域的一切犯罪行為無例外地適用刑罰，才能發揮刑法對礦難的遏制作用。

　　1 刑罰必定性與預防犯罪

　　國家規定犯罪并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不可能是無目的的，正如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指出的那樣，刑罰只要是國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沖動的東西，其自身一定會有某種必要性和目的。我國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早在18世紀，功利主義法學派就認為，刑罰的正當性在于它們所產生的利益。1764年，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刑罰的目標應是預防犯罪而不是懲罰犯罪，“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他人不要重蹈覆轍。”“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貝卡里亞既從反面駁斥了主張刑罰的目的在于懲罰或贖罪的報應論;同時，又從正面論證了刑罰的目的只能是特殊預防亦即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與一般預防亦即規勸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

　　貝卡里亞認為實現刑罰的預防目的依賴三個原則，即刑罰的必定性(不可避免性)、刑罰與犯罪相適應、刑罰的及時性。要維護刑罰的必定性，就要使罪犯不可避免地受到刑罰，任何人都難脫法網。從而在觀念上建立起犯罪與刑罰的必然因果關系。“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罰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另人印象深刻。”“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受寬恕，或者刑罰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惑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邊沁斷言，“除非存在免受懲罰之希望。否則沒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罰恰好是由罪行之獲利而產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會有人犯罪了。”因此，他主張“刑罰的確定性越小，其嚴厲性就應該越大”，相反，“刑罰越確定，所需嚴厲性越小。”在這里，邊沁是將刑罰的必定性與嚴厲性作為兩個互補因素而提出。我國古代法學家沈顏也指出：“夫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刑，必刑雖不重民戒，不刑則雖重而民怠。”現實生活中，若某類犯罪行為的追訴率很低，即便刑法對這種犯罪規定的刑罰很重，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也很難有效發揮，因為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前逃避刑罰的期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對刑罰的恐懼，從而起到一種有效的心理安慰作用。相反，即使是寬和的刑罰，只要其承擔刑罰是難以避免的，也會對有犯罪意向的人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因為一旦刑罰加身，不但所獲得的犯罪收益將不能繼續擁有，還要接受來自社會的否定評價。在人們仍對犯罪深惡痛絕的時代，這種社會否定評價所形成的威懾力甚至不亞于刑罰本身。所以即便刑罰并不特別嚴厲，但只要它是難以避免的，也能有效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