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公平互利原則

　　★公平互利原則。公平與平等有時是近義的，有時卻是徑庭的。在某些場合和特定條件下，表面上的“平等”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反之亦反。

　　公平互利原則的形成過程及其主要宗旨。二戰以后，由于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往往遭到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者的輕視、侵害和踐踏。發展中國家愈來愈感受到：僅僅從或主要從政治角度上強調主權平等原則往往只能做到形式上的平等，難以實現實質上的平等。在某些場合，發達國家往往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實質上的不平等。因此，發展中國家開始側重從經濟角度上、從實質上來重新審查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平等原則和形式平等問題，并對傳統原則觀念加以更新、豐富和發展，明確地提出了互利原則。

　　互利，指的是各國在相互關系中，應當做到對有關各方互相都有利。反對為了利己，不惜損人，即不能以損害他國的利益來滿足本國的要求，更不能以犧牲他國、壓榨他國為手段，攫取本國單方的利益。民族利己主義和由此派生的霸權主義，是互利原則的死敵。國與國間的關系，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互利;只有真正地實行互利，才算是貫徹了平等的原則，才能實現實質上的平等。

　　中國是國際社會中最早提出并積極推行平等互利原則的國家之一。在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就明確地把平等互利規定為與一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中國實行對外經濟交往、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準則。

　　1954年4-6月，中國與印度、緬甸一起，率先把平等互利原則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等原則結合起來，共同積極倡導把這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平等互利原則與其他四項原則并列，成為舉世公認的國際公法基本原則。

　　1974年5月和12月先后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宣言》和《憲章》。在這兩項具有重大國際權威性的法律文獻中，以大體相同的語言文字，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內容加以吸收，或列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20條原則的首要組成部分，或列為調整國際經濟關系15條基本準則的首要組成部分。

　　無論是《宣言》還是《憲章》，都把平等原則與互利原則重新分開，一方面，強調各國主權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強調各國交往必須公平互利，這兩大國際經濟法文獻既把平等與互利分開，又把兩者聯系起來加以突出和強調，豐富和發展了互利原則，如實地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新的呼聲和強烈愿望。

　　但是，發達國家仍然憑借其經濟實力上的絕對優勢，對歷史上積貧積弱因而經濟上處于絕對劣勢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貌似平等實則極不平等的交往，實行形式上有償實則極不等價的交換。

　　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強調公平互利，究其主要宗旨，在于樹立和貫徹新的平等觀。

　　對于經濟實力相當的同類國家說來，公平互利落實于原有平等關系的維持;對于經濟實力懸殊的不同類國家說來，公平互利落實于原有形式平等關系或虛假平等關系的糾正以及新的實質平等關系的創設。就應當讓經濟上貧弱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有權單方面享受特殊優惠待遇。

　　貫徹公平互利原則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從世界戰略全局和發達國家本身利益出發，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公平互利關系，有助于緩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困難，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公平互利原則的初步實踐一例：非互惠的普遍優惠待遇。在國際經濟合作的領域內，發達國家應當盡可能給予發展中國家普遍優惠的、不要求互惠的和不加以歧視的待遇“，通常簡稱”非互惠的普惠待遇“或”普惠待遇“，以區別于國際法中的傳統概念”互惠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行”非互惠的普惠待遇“，是公平互利原則的一種具體運用和初步體現。

　　二戰結束后推行了幾十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其中關于“互惠、最惠國、無差別”待遇的原則，對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而言，是顯失公平的。1964年，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首屆大會上，77個國家發表聯合宣言，呼吁改變《總協定》中不合理、不公平的規定，初步描繪了非互惠的普惠待遇的基本輪廓。經過眾多發展中國家多年的聯合斗爭，終于促使此種普惠原則和普惠體制在1974年正式載入聯大通過的《宣言》、《綱領》和《憲章》等具有國際權威性的法律文獻。逐步在法律上確立了普惠待遇原則和普惠關稅制的合法地位。

　　在普惠關稅制中，“給惠國”(或“施惠國”)是對發展中國家制造和出口的商品給予關稅普惠待遇的發達國家：“受惠國”是享受發達國家給予關稅普惠待遇的發展中國家：“受惠產品”是列入給惠國方案清單中的、享受關稅普惠待遇的受惠國商品。

　　現行的普惠制實際上是南北矛盾和南北妥協的產物。對比傳統的的“互惠、最惠國、無差別”體制，它已是一項重要的改革;但對比原來意義上的普惠制，則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在繼續推進普惠制問題上，發展中國家正在開展新的聯合斗爭。

　　在南北對話和談判中，為了取得新的公平合理的共識，達成新的公平協議，★在法理上必須澄清幾個基本觀念：

　　第一，實施非互惠的普惠待遇，既不是發達國家的恩賜和施舍，更不是發展中國家的討賞和乞求。如今發達國家單向地給予發展中國家“非互惠的普惠待遇”，其實質是歷史舊債的部分償還，即歷史上債務人的繼承者對于歷史上債權人的繼承者的初步清償。這本來就是國際公法上關于國家責任原則、國家繼承原則以及政府繼承原則的法定內容和法定要求。

　　第二，“非互惠的”一詞，并不完全準確。從局部的、短暫的角度看，給惠國不要求受惠國立即給予直接的反向回報，因而勉強可以說是“非互惠的”。但是，從全局的、長遠的角度看，給惠國實際上從受惠國不斷取得重大的回報和實惠。

　　第三，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實力和壟斷手段，可以隨意操縱各類商品的價格，兩類國家兩類產品價格貴賤的懸殊，并不真正體現兩類商品中所凝聚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重大差異。采取“非互惠的普惠待遇”，不過是對上述不公弊端的糾正，對弊端后果的補償和補救，是“等價交換”和“等價有償”等公平原則的恢復和重建。

　　第四，在現代科技條件下，國際社會中各類國家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聯系、互相儲存和互相補益的。只有實現共同的發展，才能有效地謀求各自的繁榮。發達國家的興旺發達，同發展中國家的成長進步是息息相關的。

　　應當指出，從當前國際現狀的整體上看，公平互利原則的貫徹實行，還只是略見端倪，有所進展;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不利地位，尚未得到重大改變;要真正實現公平互利，還需要經過長期的斗爭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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