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有約必守原則

　　★有約必守原則。這是一條很古老的民商法基本原則。原意是指的民事關系當事人或商事關系當事人之間一旦依法訂立了合同(又稱契約)，對于約定的條款，必須認真遵守和履行。后來，又被運用于國與國之間外交關系，成為國際公法上的一條基本原則。通常又稱“條約必須遵守”或“條約必須信守”。

　　基本內容：就國家間的條約而言，“有約必守”指的是當事國一旦參加簽訂雙邊經濟條約或多邊經濟條約，就在享受該項條約賦予的國際經濟權利的同時，也受到該條約和國際法的約束，即必須信守條約的規定，實踐自己作為締約國的諾言，履行自己的國際經濟義務。否則，不履行條約賦予自己一方的國際義務，就意味著侵害了他方締約國的國際權利，構成了國際侵權行為或國際不法行為，就要承擔由此引起的國家責任。

　　就自然人、法人相互間或他們與國家之間的合同(契約)而言，“有約必守”指的是有關各方當事人一旦達成協議，依法簽訂合同，它就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非依法律或當事人重新協議，不得單方擅自改變。任何一方無合法原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義務時，對方有權請求履行或解除合同;并有權就不履行或遲延履行所造成的損失要求賠償。

　　對有約必守原則的限制：

　　(一)合同或條約必須是合法、有效的。

　　1、就合同而言，違法合同和缺乏其他必備條件的合同，都是自始無效的。不適用有約必守原則。但是，對什么是合法的合同和違法的合同，其根本界限和判斷標準，往往因國而異，因時而異。

　　在通常情況下，除當事人依法自選準據法外，根據沖突規范，一般應以東道國法律作為準據和標準。但是，發達國家往往以東道國法制“不健全”、“不完備”、“不符合文明國家公認的一般法律原則”之類的借口和，力圖排除東道國法律的適用。可見，只有緊密地結合經濟主權原則和公平互利原則，才能對有約必守原則作出正確的理解和正確的運用。

　　2.就條約而言，要貫徹有約必守原則，其前提條件也在于條約本身必須是合法、有效的。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專門針對條約的違法和失效，列舉了八種情況，比如錯誤、詐欺、強迫和違反國際強行法諸條款，尤其值得注意。

　　錯誤：締約時對于作為立約根據之事實的認定有錯誤，以致條約內容具有非文字性的實質錯誤，締約國可據此撤消其承受條約拘束的同意。

　　詐欺：一國因另一談判國的欺詐行為而締結條約，前者可援引欺詐為理由，撤消其承受條約拘束的同意。

　　強迫：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包含的國際法原則，通過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締結的條約無效。

　　違反國際強行法：違反一般國際法強制規范而締結的條約無效。

　　就《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而言，“一般國際法強制規范”指某些最基本的國際法原則，它們已被國際社會全體成員共同接受，公認為不許觸犯，只有日后產生具有同等性質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才能加以更改。據此，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經濟主權原則、公平互利原則等，都應當屬于國際強行法范疇。

　　歷史上和現實中一切以詐欺或強迫手段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切背離主權平等原則、侵害他國經濟主權的國際經貿條約，都是自始無效的或可以撤銷的，它們絕對不在“有約必守”之列，應當把它們絕對排除在“有約必守”的范圍以外。發展中國家有權根據國際條約法和國際強行法的基本規定，廢除弱肉強食的新、老殖民主義條約。

　　總之，國際經濟法上所稱的“約”包括具體的條約和契約。“約”與“法”二者并不屬于同一層次，總的說來，“法”(合法性)高于“約”。合法的“約”具有法律約束力，違法的“約”毫無法律約束力，依法自始無效，或者可以依法撤銷、廢除。

　　(二)合同或條約往往受“情勢變遷”的制約。

　　★“情勢變遷”原是民商法上的一種概念，指的是在合同(或契約)依法訂立并且發生法律效力以后，履行完畢以前，當初作為合同訂立之基礎或前提的有關事實和情勢，由于不能歸責于當事人的原因，發生了無法預見的根本變化。如果仍然堅持合同一切條款原有的法律約束力，要求全盤履行原有的約定內容，勢必顯失公平。因此，允許當事人對合同中原有的約定內容，加以相應的變更而不必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許多國際法學者把原來適用于合同(契約)的上述民商法法理原則，引進國際法領域，認為國際條約也適用同一法理。其合理之處在于訂約之后，由于發生了締約當時完全不能預料到的根本性情勢變化，使前者與后者在權利義務的利害關系上出現嚴重的不對等、不平衡、不公正，則前者可以援引“情勢變遷”原則，以保護本國的正當權益。但是，困難在于如何客觀地判斷立約當初的基本事態或基本情勢究竟是否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曾經多次歪曲和濫用“情勢變遷”原則，作為背信棄義、片面撕毀國際條約的借口，為其侵略擴張政策服務，因此，對于此項原則，國際法學界見解不一。

　　1969年5月通過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于上述爭論作出了重要的初步結論，承認可以援引“情勢之根本改變”作為終止條約或退出條約的根據，從而使“情勢變遷”原則正式成為國際上的實體法規范。但在條文措詞上，采取極為審慎的態度，使此項原則的適用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

　　1986年3月通過的《關于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組織相互間條約法的維也納公約》第62條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第一、條文以否定式、消極性措辭規定了適用“情勢變遷”原則的狹小范圍，即在一般情況下“不得”援引它作為理由要求廢約或退約。“除非”特殊情況下才可援引這個理由。顯然，是把“情勢變遷”原則視為“有約必守”原則的例外。

　　第二，實現這種例外，需同時具備的要件是：

　　1.發生情勢變遷的時間必須是在締約之后;

　　2.情勢變遷的程度必須是根本性的;

　　3.情勢變遷的情況必須是當事國所未預見的;

　　4.情勢變遷的結果必須是喪失了當事國當初同意接受該條約拘束的必要基礎或基本前提;

　　5.情勢變遷的影響必須是勢將根本改變依據該條約尚待履行的義務的范圍或程度;

　　6.情勢變遷的原因必須不是出于該當事國本身的違約行為;

　　7.情勢變遷適用的對象必須不是邊界條約或邊界條款。

　　但是，在國際實踐中，也必須注意防止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勢力歪曲和濫用。《公約》對“情勢變遷”原的限制性規定，以繼續維持弱肉強食的國際經濟舊秩序。

　　可見，在國際經濟法中作為“有約必守”原則之例外的“情勢變遷”原則，也不是孤立自在的。只有緊密地結合前述經濟主權原則和公平互利原則，才能對“情勢變遷”原則及其限制作出全面的理解和正確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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