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伴隨著經濟改革逐漸步入“深水區”，政治體制調整、社會文化重構成為轉型期中國社會的主觀愿望和客觀需求。同時，各類社會問題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轉型期的醞釀累積也相繼浮出水面，并呈現局部“量變到質變”、群體性事件高位運行的時代特征。

　　回歸到公務員面試真題中，綜合分析類面試題往往是以近來社會熱點為背景，考查考生的分析問題水平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眾多社會熱點中以群體性事件考查概率最高，題目類型和角度也變化多樣。華圖公務員考試研究中心就2009年社會熱點中的群體性事件，選取代表性案例進行深入解析，希望能對參加2010年公務員考試的廣大考生有所裨益。

　　自從1978年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初步確定市場經濟的歷史地位至今，三十余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創造出令世界瞠目的物質財富，同時也逐漸出現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由勞資矛盾導致的群體性事件近年逐呈爆發之勢。

　　2009年，河北保定棉紡廠千名職工“徒步進京旅游”事件、吉林通鋼事件、河南林鋼事件、重慶嘉陵工人罷工等群體性事件，都以極其激化和暴力的形式釋放出轉型時期的社會疼痛。可以說，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目前和未來幾十年的一個主要矛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近年來頻繁爆發的以勞資矛盾為核心的群體性事件正是以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為起點累積而成的。收入差距懸殊、貧富差距過大、勞動環境惡化、就業保障落后等成為工人利益受損并尋求非理性解決的主要動因。

　　變化即孕育著風險，轉型中的社會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激化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難以避免的陣痛。利益分化格局下的勞資矛盾成為中國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有著其歷史性和客觀性。

　　在諸如吉林通鋼事件、河南林鋼事件以及更早之前的云南孟連事件等經由勞資矛盾引致的群體性事件中，當地產業工人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同一化、行動協同化”應當引起深刻的反思。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分化與積壓，底層社會潛隱的結構性壓力和排斥力量正在增大，且在人與人更緊密聯系的互聯網時代更容易被激活和表面化，實際上留給社會自主調整的空間已變得逼仄。

　　從社會轉型期群體性事件表層的勞資沖突，深入至沖突背后人與人經濟關系的利益矛盾，勞動與資本的天然對立是產業工人和企業工廠主利益不可調和的源頭，若又逢弱勢階層與強勢階層之間排斥壓力無處疏導，群體性事件的爆發就成為這股社會壓力的可能導向。

　　從轉型期中國社會暴露的各類問題及作為代表的群體性事件而言，表面上，是民眾缺乏社會安全感、產業工人對企業改制漠視工人利益不滿等具體問題;實則反映了民眾對既有規制和秩序權威的不認可，同時也暴露了社會法治缺失、企業原罪豁免的利益制衡缺失，根本上是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無法有效協調而引致的壓力井噴。如何在社會的運動發展中緩解矛盾、平衡各個群體利益，是社會轉型時期的基本任務之一。

　　現今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矛盾根源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即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矛盾。面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張力需求與生產關系中的局限性，政府首先應該在充當市場第三方發揮協調人的角色中有所作為，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整逐漸成為漸進、有序、可控的過程。企業作為市場運行的主角之一，要求其自我反省與自我約束并非久治之舉，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的法治完善與秩序重立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可靠保證。

　　總之，站在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背景之下，必須全面分析當今中國的社會矛盾與利益失衡，充分理解和清醒認識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困境與挑戰，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根本目標逐步走向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發展與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