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此事沒那么簡單。一事當前，盡量排除政治因素，暫時擱置道德判斷，在通往宏大問題的因果路徑上設置一個限制，不輕易穿越過去，這是個極為重要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當作衡量一個民族的輿論界是否成熟、是否發達的主要標尺。若普遍未能做到這點，人人都帶著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毛病，黃浦江倒灌中南海，死豬耳朵反掛撒旦的后腦勺，這樣的輿論界一定是混沌的、昏亂的、處在初級狀態的。

　　要害在于，“無限追究”嚴重干擾了事實判斷。因為，還沒等把具體問題的前因后果搞清楚，爭論各方已經一窩蜂地殺入戰場，去搶占各自的制高點了。中國紅十字會到底有沒有貪污和瀆職的問題，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種關系，已經不再是問題，愛怎樣怎樣，斗爭焦點已經轉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紅會、或用哪個新組織取而代之的政治問題上去了。

　　歷史上，科學最終掙脫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桎梏，獨立發展起來，如果未能擱置道德判斷、專注事實判斷，將信仰問題和科學問題分隔開，根本不可能。可嘆的是，直至今日，這種擱置和分隔，仍未成為中國輿論界的基本準則。

　　文革期間，農民在自家后院養幾只雞，也能無限上綱到“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今日的“無限追究派”，與此一脈相承。

　　回到“災后輿論”的問題上。前面說了，天災就是老天爺占據了首要肇事者這個位置，把“無限追究”這條路堵死了，無論懷抱多大的沖動，也知道爬上珠峰頂去和老天爺決斗沒有用。所以，客觀上制造了一個斷絕“無限追究”的輿論環境。即使還可以從樓房建筑質量、政府反應速度、具體救災措施等方面迂回地追究，但救災的緊迫性和人類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會對此有所遏制。

　　這就是進步的契機。既然其他時候都沒辦法形成這種難得的一致，那么天災之后的“災后輿論”就成了唯一的真實體驗。整個輿論界可以在這種體驗中反思一下，為什么對于別的問題不能也這樣首先關注事實，暫時擱置其他?不能等到事實弄清楚并發現確實存在更深層的問題根源后再去追究?從一個老人中風倒地的畫面就能一步跳躍到“逾百人跨過不理”的憑空想象，然后又一步跳到“國人竟冷漠至此”的道德討伐，媒體跳大神般的集體昏亂能不能借“災后輿論”這個特殊環境治一治?

　　天災無法避免，若能利用天災取得進步，社會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