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監會的糾結，折射出慈善監督機構的現實困境：人員如何產生、錢從哪里來、監督怎么搞、評估怎么辦、信息怎樣公開等等，目前還缺乏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安排。

　　紅監會昨天舉行媒體見面會，針對“公關部”的質疑，紅監會聲稱，自己并非獨立的第三方監督機構，而是要做紅會與社會公眾之間溝通的專業橋梁，這種定位，與此前的“撇清說”相比顯然有了微妙的變化。正如紅監會委員袁岳所言，紅監會并非完全獨立，而是相對獨立。這說明二者還是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另一方面，紅監會又重申與紅會的利益切割，其成員擔任紅監會委員期間以及離任一年內，不得參與紅會的項目，提供有償服務。

　　從獨立監督方到溝通橋梁，這種關于自身定位的重新選擇，難免給人以首鼠兩端的感覺，但客觀地說，這種選擇其實也是紅監會尷尬處境的一個寫照。

　　其實，這也是一個重新審視和打量紅監會的機會。我們已經知道，這不是一個公眾選出來的監督機構，其產生的政策依據，是2012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紅十字會要建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對捐贈款物的管理、使用情況進行監督”。當年年底，紅監會就應運而生。從源頭上看，它其實是紅會執委會授權的一個監督機構。所謂“獨立第三方”的定位，既有當初紅監會通過微博等發布渠道，主動進行這方面包裝和宣傳的因素，也有隨之而來的公眾想象和期待的作用。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原來不僅紅監會的“獨立”是有限的，其“監督”也是有限的。盡管按照委員會章程，對于引起媒體和社會公眾質疑的紅會有關事項，社會監督委員會可以主動代表社會公眾開展調查和監督，獨立向社會發布監督公告，但是，這種“自我賦權”遭遇的制度現實卻是，紅監會并非法定機構，尚無法律授予的調查權，更不具備行政、執法權，只能有調查建議權，通過建議手段督促紅會進行調查。

　　這種“權力邊界”表明，紅監會監督是一種介于內部監督與獨立監督之間的過渡類型，它的有限性，要求人們丁是丁卯是卯地看待之，紅監會自身不能調門過高，更不能亂打金字招牌，有幾分能力就老老實實做幾分事情。公眾也宜在參與和監督之中，多一點耐心和理解。

　　從更大的層面看，紅監會的糾結，折射出慈善監督機構的現實困境：人員如何產生、錢從哪里來、監督怎么搞、評估怎么辦、信息怎樣公開等等，目前還缺乏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安排，專業化、透明化運行也缺少健全的機制。如何從制度設計上強化專業性監督力量、制約慈善組織權力，這不僅是紅監會生存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更是紅會改革所必須破解的課題。